●我想这部书的责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编审曹培雷为我写的书评《展示历史真相——读〈潘汉年传奇〉》（载《文汇报》1997年4月15日），也许能回答您的问题。文中写道：“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军人学者张云大校的新著《潘汉年传奇》，是一本中国人心目中盼望和等待已久的人物传记。潘汉年的一生，复杂而不寻常，是一段不易表述的历史，因为他的革命经历充满了惊险与奇特、辛劳与辉煌，也充满了坎坷与不幸。该书以近30万字的篇幅，为读者打开了尘封的历史，展示了历史的真相。”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真史”、“信史”之价值所起的作用。从学术上说，曹培雷副编审概括了该书三个特点：第一，材料丰赡，是该书的显著特色，即“人物传记，必须有丰富的材料作依据，这是史家之笔法，也是赢得读者的首要条件。”第二，充分反映传主曲折人生，是人物传记留给读者印象至深的内容；作者熟练地驾驭各种材料，将潘汉年一生的经历铺陈得曲折、感人，成了本书的又一特色。第三，写好一个人物传记，除了写他的形，还应写出他的神，这一特色，在众多的人物传记中，尤其是革命人物传记中是很难见到的；作者在勾勒潘汉年形象时特别注意表现他的内心世界，做到了形神兼备。曹培雷认为，《潘汉年传奇》的这种写法，“应该说这是一种文化贡献，显示了作者厚实的学术功底和力透纸背的史著才识”。

    ○您为什么在人物类研究和写作方面下很大功夫，其潜意识是怎么考虑的？

    ●诚如您所说，我对人物类研究确实下了较大的功夫。此前我在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虽然编纂过两部通史类著作，但在编纂中使我感到，研究历史包括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军事史，首先应着重于研究人和事，事在人为嘛，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研究历史科学的任何一个门类，都离不开对于人物的研究。因此，我特别重视人物研究。

    ○那么，在人物方面，除了潘汉年，您还撰写了哪些人？

    ●1994年，我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撰写了《中国历史命运的大抉择——从蒋介石到毛泽东》，这是一个政治性强而又特别敏感的课题，学术界当时还没有出版过以蒋介石和毛泽东为主体的双人传。

    ○请谈谈其研究和写作背景。

    ●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命运的大抉择。当五四运动划出了中国由近代步入现代的标记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明明白白地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对此，跃上中国政坛的各个阶级、各种党派，他们出于各自的需求，进行着不同的选择。历史终于把两大势力推到了前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于是，围绕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国共两党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留下了一段错综复杂而又绚丽多彩的历史篇章。在这段历史的进程中，蒋介石和毛泽东无疑是这场命运之争的中心人物。在这部著作中，我力图以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活动为线索来展示中国现代历史的风云，揭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在我看来，几乎生活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的蒋介石和毛泽东，他们的活动和较量并不仅仅代表他们的个人，而是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代表了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作为旧中国最后一个朝代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最终败在小他6岁的毛泽东手下，中国社会立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中国在这里圈上了句号，新中国的巨轮从这里开始扬帆起航。但在这一历史的结论得出之前，应该怎样实事求是地、不带任何的框架、不受“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观念的束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人物，这是一个史学研究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素养。通过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我觉得我不能轻视蒋介石，反而仰视他。

    ○您公开持这种见解，勇气从何而来呢？

    ●我就是靠改革开放、政治清明的依托，靠“真史”、“信史”的动力而努力研究的。我认为，在中国现代史上，蒋介石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属于人之杰；但是我也认为，毛泽东比蒋介石更高明，在他们22年的争斗角逐中间，毛泽东在政治、思想、军事等领域，在治国、治党、治军等方面，都胜蒋一筹，而主要的还在于毛泽东的所作所为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取得了民心，而蒋介石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在全书的结尾，引用了美国作家R.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一书中的结论，即该书形象地把民心比作挂在贾宝玉脖子上的那块通灵宝玉，毛所以胜、蒋所以败，是因为毛泽东得到了通灵宝玉，而蒋介石则丢掉了。

    ○据我了解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如知名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徐矛教授发表了书评《两个巨人与整个中国——评介〈从蒋介石到毛泽东〉》（载《文汇报》1994年12月18日），那么请问该书的学术价值、突出之处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