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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译作方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的系列作品，在经历了2004年年底的一场版权争夺大战之后，2005年终于大量上市，但既不叫好，也不叫座的局面，实在令人冷得发慌。出版商的担心，这个“冷”还将传导到2005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哈罗德·品特身上 版权大战的硝烟果然已不复见。
2005年是又一个“哈利·波特年”，这一系列的第六部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的中文版承世界大势，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头号译作的交椅。不过，媒体关注更多的，还是网络译手与正规译者之间趋于白热化的抢译大战。
非小说：知识分子与回忆 2005年，有一批关于政治家传记的书籍出版。年初上市的由美国企业家劳伦斯·库恩所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着重叙述了1989年之后，在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出现难题的形势下，江泽民对中国的影响。该书也成为2005年最畅销书之一。
年底，在中共中央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之际，由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和李公天合著，记述胡耀邦1915年到1976年革命生涯的《胡耀邦传》第一卷出版，引起关注。
2005年，还出版了多本关涉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的传记和回忆录，尤其不能忽视的有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朱正琳的《里面的故事》和老鬼的《母亲杨沫》。
它们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文革”期间的个人体验。与以往此类图书不同，它们较少宏观反思，没有动辄上升到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感喟，而是更个人化地展示出动乱年代里个人命运的无常。
《里面的故事》以自嘲表现出时代荒诞，《束星北档案》对史料引用严谨，《母亲杨沫》则以非凡勇气写出了复杂而真实的人性，都令人印象深刻。而《束星北档案》对历来重文学性而轻严密性的中国传记写作，更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
傅国涌所著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则以另一个大变革时期为背景，选取了张元济、柳亚子、胡适、梁漱溟、胡风和沈从文等14位著名知识分子的日记、书信和回忆。
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和道义责任问题，2005年有一正一反（也可以说是一左一右）的两本新书 英国政治专栏作家弗兰克·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和法国大思想家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前者宣称要向21世纪的“庸人主义”开战，后者则深刻剖析了知识分子对极端主义的迷恋，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的危害。
《知识分子的鸦片》系“人文与社会译丛”之一，学者刘东主编的这套丛书，数年来译介海外优秀人文社科著作，成果蜚然，贡献良多。《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简·雅各布斯著）是其中另一本在2005年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此书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城市规划界本身的范围。
《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是2005年一本被广泛谈论的文学理论著作，哈罗德·布鲁姆把对经典的一切政治的和道德的解读，统统归入他所谓的“憎恨学派”，他决心让经典阅读回到审美，他说，“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非常重要，但也非常令人遗憾，因为我们看到的简体字版，是一个非常不完整的版本。而半路杀出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则在“红学界”引发了巨大争议。
历史上结怨甚多的中、日、韩三国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历史观”吗？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胡平的《100个理由：给日本也给中国》则告诫我们，在警惕右倾的日本同时，更应从历史和现实中，反思与批判我们自己。
值得关注的小说作品
《报告政府》（韩少功）
《钢琴教师》（艾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奥地利）
《少年Pi的奇幻漂流》（扬·马特尔）（加拿大）
《深夜小狗神秘习题》（马克·海登）（英国）
《隐秘盛开》（蒋韵）
值得关注的非小说作品
《安琪拉的灰烬》（弗兰克·迈考特）（美国）
《查令十字街84号》（海莲·汉芙）（美国）
《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
《花间一壶酒》（李零）
《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史景迁）
《历史的坏脾气》（张鸣）
《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温铁军）
《退步集》（陈丹青）
《戊戌变法史事考》（茅海建）
《宪法学说》（卡尔·施米特）（德国）
《喧嚣的九十年代：一部关于全球最繁荣十年的新历史》（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刘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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