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市场需要超市场理念

    何启智：既要坚持艺术品位，又要获得市场回报，这是作家值得考虑的问题。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部作品为例，王火创作《战争和人》（三部曲）花了四十年时间，160多万字，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茅盾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和四川的郭沫若文学奖，印行40000套，获稿酬20万元人民币；陈忠实创作《白鹿原》花了四五年时间，先后获得人民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正版印行956000套（盗版的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获稿酬200多万元人民币。同样是高品位、有定评的作品，在发行量和作者版税收入上差别如此巨大。这是因为：在雅俗共赏方面它们是有差距的；在照顾读者的阅读时间和消费能力上，也是有差别的。

    张人捷：最近我读到三本当代德国女性作家的作品：《超级女人》、《先报复后娱乐》和《床上的女人》，它们主要关注女性在这个社会中如何自我成长，很想知道在德国，女作家是如何处理自己和外界的关系的。

    朗格米勒：《超级女人》的作者是一个主持烹饪和婚姻咨询节目的电视主持人，实际上她跟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在畅销书中，这本书的质量是最差的。

    布鲁沃特：德国的读者主要是女性，《超级女人》描写了一个成功的女性形象，带动了一大批模仿者。这个例子证明了文学的交流主要是通过市场来完成，但市场有很大的投机性，这就需要借助文学研究出版机构。德国的大城市都有“文学俱乐部”，经常邀请十几位外国作家朗诵自己的作品，然后向德国方面介绍这些作家。另外，他们还举办新人新作大赛，刚出道的作家把文本寄来，由评委会评出24篇作品，然后请作家朗诵，最后只评出3个获奖者。虽然奖金特别少，但获奖作家会一下子出名，影响很大。我们“柏林工作室”有一个“文学快车”，每年邀请三十五六位不同国家的作家来朗读自己的作品，然后向读者推荐，影响也非常大。

    张懿玲：作为编辑，其实我们也特别希望和读者一起分享到各国的优秀作品，但操作的难度很大。比如，1991年，我们就想跟德国的一流作家君特·格拉斯签约，但他要17％的版税；还有法国的米兰·昆德拉，他的版税已经翻到了19％，另外出版社还要付给翻译家不低的翻译稿酬，这样，由于国家之间的经济环境不同，我们出版一本外国译著就要赔一本。

    朗格米勒：我们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办法：我们曾经与波兰的一家出版社互换书籍，因为彼此都对对方的一位作家感兴趣。

刊物、网络与出版

    王童：据说西方文学刊物在出版业中占据第二位，德国的文学刊物是怎样呈现给读者的？

    布鲁沃特：欧洲其他国家或在美国，可能有一两份代表性的杂志。德国文学刊物一般发行量很小，有自己固定的读者群。去年出现了一份文学刊物，就叫《文学》，每期印行3万套，是其他文学刊物不可比的，但和时装类的杂志相比这点发行量根本不算什么。

    李静：近两年中国的网络文学很发达，一些网络写手不但在网上受到网民的拥护，而且当他们的网络作品印成图书时，也非常畅销，网络文学对所谓传统的纸质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不知道德国是否存在相似的情况？

    朗格米勒：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在德国已经被出版社接受，它可能会对图书出版和市场销售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但如果说网络文学具有多么高的质量、多么大的吸引力，对传统文学构成了威胁，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主持人：中国的网络写作和西方可能不太一样。中国的网络写作空间相对自由一些，一些青年人可以通过网络说出心里话，发出来自民间的声音，作为一种精神的代偿。这可能是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导致的不同。

图书发行在“入世”后

    王童：“入世”后中国的图书出版发行业有什么变化？

    张胜友：“入世”后中国的新闻出版业没有完全放开，一年后零售市场会放开，三年后批发市场会放开。德国的“贝塔斯曼”进入中国已经好几年了，但它只能以“读者俱乐部”的形式经营，目前它的会员已达到150多万。一年以后，它就可以在全国开办连锁店，跟我们的新华书店竞争。现在，图书的批发权只掌握在新华书店总店和出版社自己的手里，三年以后，外国人也有批发权。图书市场放开后，必然会引起更加激烈的竞争。我们现在的报刊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批迎合大众的小报，在某种程度上使大报的发行量有所下降。

    朗格米勒：在技术和观念不断变革的时代，这些现象都是暂时的。在那些小报之后，马上就会出现一些更具品位的大报。我们不能低估人们的能力，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