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对话:文学与出版市场

  地点:北京歌德学院三楼会议室

时间:2001年11月10日下午

参与者:

卡特雅·朗格米勒(德国女作家)

托马斯·布鲁沃特(德国翻译学会主席,柏林文学工作室编辑)

张胜友(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

何启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孟繁华(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懿玲(作家出版社编辑)

李静(《北京日报》记者)

张人捷(青年作家,自由撰稿人)

王童(青年作家,《北京文学》编辑)

一本书养九本书

    主持人:长久以来,德国出版界对中国文学非常感兴趣,但从中文翻译过去的作品却很少。探讨文学与市场以及变革中的文学出版社,不仅是中德两国文学界和出版界的交流,也是中国“入世”后我们深切关注的一个课题。

    布鲁沃特:德国现有出版社几千家,每年出版新书6万到8万种,其中小的出版社每年仅出版几种,大的几千种。出版社是德国的文化主体,决定哪些东西可以被翻译被出版。德国的书市和出版业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运作。出版社可能购买一个非畅销书作家的版权,但这个作家如果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们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收入,其实这是一种投机行为。出版社出版的10本书中通常有9本是赔钱的,只有1本赚钱。他们用赚钱的书来维持赔钱的书,目的是促进文化的交流。

    张胜友:中国的出版社目前共有500多家,每年出版的正规图书达12万到14万种。我个人认为文学是农业文明、有闲阶层的产物,在我们向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转化时,文学开始由中心地位退居边缘。和社会一样,文学也处于转型期。对于出版业来说,为了生存,赚钱成为首要的,文学出版必须寻找市场,迎合大众。以前我们的文学主要指涉精神层面,现在必须考虑到文化消费方面。出版社如果不适销对路,根本无法生存。拿作家出版社来说,既要出版政府主导的图书,又要出版大量的文学图书,还要出版有很大市场份额的畅销书。我们往往是用畅销书来支持政府倡导的图书。

    孟繁华:我不同意您的意见。鲁迅、巴金、老舍等现代作家并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产生的,但他们是广受市场读者欢迎的大作家。更不用说西方商业社会产生的一大批伟大的作家了。难道说市场经济一定导致文学的边缘化吗?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在《文学自由谈》分期发表时,难道那个时候不是市场经济吗?在我看来,市场经济恰恰是推动和催发文学繁荣的一个机制。

    布鲁沃特:在中国,没有发表过文章的年轻作家有机会出版自己的书籍吗?

    张胜友:这要看作品的分量作者的发展前景,如果有实力,我们愿意扶植。

翻译是“刺激读者的需求”

    布鲁沃特:我想说说翻译的问题。德国文学出版业的翻译作品量很大,畅销书的40%来自翻译,而80%的畅销小说主要来自英语国家。因为文字编辑懂英语,可以直接阅读原文,但能够阅读中文的几乎没有。这也是中国文学很少被翻译的一个重要原因,除非有外部因素来促成,比如一部小说被拍成电影。

    张胜友:中国文学作品很少被译成外文,除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政治、经济、生产力水平的差异,语言障碍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很重要:如果我作为出版商,对这个翻译问题不会十分感兴趣……

    朗格米勒:您说的不感兴趣是指中国不屑于把自己的作品卖出去?

    张胜友:我主要指的是图书市场的可操作性。中国的图书市场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中国有13亿人口,海外还有很大的汉语阅读圈。我只要把这块市场经营好,就够了。

    朗格米勒:您是从出版商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但从作家立场看,这是不可理解的。当我们仰望星空时,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成另一种遥远的声音,拥有另一种语言的读者。市场不仅是为了满足需求而存在,它更是会刺激读者的需求。

    张胜友:但是外国翻译家对你作品真正关注的不见得是艺术质量,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文化背景、生活场景等。

    孟繁华:无论东方场景还是西方场景,都是人类共同的场景,只要是表达人性的,都会被世界上的读者所接受。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和十八世纪欧洲文学被传到中国来是否被中国读者接受了呢?是否刺激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呢?反过来说呢?

    朗格米勒:文学应该是民主的产物。当然我们不能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一定会产生好的作品,计划经济下就不会产生好的作品。前苏联的“解冻文学”不也是好的作品吗?关键在于文学应该表现人的生存现状、生存的忧虑和焦灼。从云端回到大地,以平常心面对,文学才能出现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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