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点以后，参观者络绎不绝，有一般的市民，有本地学生，也有教师带领的外地学生，更有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其中还有外国朋友。他们看了海报后都主动买票，也有的人到门口才知道要买票入场，就转身准备走，我们就告诉他这不是一般展览会，主要是为了救济像‘三毛’那样的苦难儿童，听到我们的说明以后，大家都纷纷到售票处买票。有意思的是一个操河南口音的上尉军官带着几个军官和士兵要进展厅，被我们礼貌地请他们去买票，为首的那个军官很凶地说：‘军人也要买票吗?’我们还是耐心的宣传说： ‘这是为救济贫困儿童义卖的展览会，你们家乡的贫困儿童也需要救济的。 ’那个军官看到我们几个都是少年儿童，没有发作，反而笑着说：‘买票。 ’几个军人都去买票了，大概是想到自己受灾的家乡，想到自己身处异乡，想到国民党的节节败退……”
    李钧衍还记得那天下午，来了几个亲切和气的中年人，他们表扬了当志愿者的“小先生”，其中有一个戴眼镜的，摸摸他的头发，说：“小朋友，你们在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谢谢你们。”李钧衍现在回想起来，说，那人似乎是张乐平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由于工作关系，与张乐平的交往多了一些。我和钟望阳、杭苇、陈伯吹、张乐平诸位，每年应邀到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去参加庆祝“六一”的活动。有时，我到五原路上张乐平的家，去看他画画，还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和《儿童时代》社去，约请张乐平绘画。
    记得1987年10月，我因病住在华东医院，正巧文化界老前辈李俊民和张乐平也住院。我看到二、三、四层楼梯的转角处的墙上，都挂着张乐平画的 “三毛”。那三毛笑容可掬，食指按着嘴唇，示意“安静”，别吵闹，影响病人休息，感到十分可爱，我就告诉女儿丁言昭这个消息。在一个星期天，她和七弟丁言勇，约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语文学习》的编辑周忠麟、《书讯报》的编辑、记者葛昆元、赵莹等人，到华东医院来看访我们。
    平时非常寂静的休息大厅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大家围着李老、张乐平和我，问这问那，说人说事。他们与“三毛之父”———张乐平，谈战争中的漫画宣传队，讲“三毛”，聊得好欢。临别时，还拍了好几张集体照。
    张乐平是中国杰出的漫画家，从20世纪20年代起到90年代初，创作了大量的漫画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和社会众生相。张乐平这本30年代的漫画作品《上海Memory——张乐平画笔下的三十年代》，画笔接触的社会面极为广泛。反映市井百态，市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揭露了旧社会的丑陋现象，如流氓、小瘪三、小偷、卖淫者、交际花、达官贵人、外国水手、巡捕等。
    张乐平和他同时代的漫画家、木刻家，在20世纪30年代报刊上，发表的反映民族矛盾、社会矛盾的现实生活作品，展现了百花争艳的风格，出现了一批从各个角度展示上海大都市风景线众生相的作品。陆志庠、蔡若虹、张乐平等的都市风情漫画，是讽刺与诙谐相结合的新创作，另外还有叶浅予的《王先生与小陈》、梁白波的《蜜蜂小姐》等。
    凡此种种，使我联想起我少年时代，刚从浙东乡下移民到国际大都市——上海时，亲眼目睹的种种惊心怵目的现象。马路上，巡捕耀武扬威地殴打黄包车夫，异国烂水手侮辱中国妇女；在上海最高的国际饭店旁派克路(今黄河路)上，有外省逃亡来沪的灾民卖儿卖女的悲惨景象；晚上，皑姑带我从虹口电影院看完电影，经过海宁路上的久耕里，看见那一间间破陋的屋檐下站着贫民窟里的妓女。真是人间地狱啊!那种把人变成鬼的可怕景象，至今还烙在我的脑际里。
    试看张乐平画笔下的《卖儿者》，描写一位爷爷挑着一对孩子上路，母亲伏在茅屋前掩面哭泣。再如《炉边赏雪图》、《冷与热》，皮货店外的赤膊尸体，莫不反映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景。
    张乐平的漫画里有一幅叫《庆祝双十》的，画的是当时国庆的情景：一扇黑漆大门紧紧地关闭着，门上贴了两张封条。门的左右上方各挂了一个灯笼，上面写着：“庆祝”和“双十”。门的周围是干疮百孔的破砖墙壁，门前有一条无精打采的看门狗，紧缩着躺着。显得一片荒凉。这意味着什么? 是莫谈国事，愚昧群众。自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而当局却禁止民众抗日爱国。
    张乐平画的漫画，看看好笑，其实苦味十足，令人深思。你看《大赛归来》：画的是有位运动员捧的笼子里，原先一只鸭蛋，变成了一只小鸭子。这幅漫画的背景是这样的：1932年，我国有个成绩出众的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在张学良的支持和帮助下，到美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刘长春在路上走了25天，方才到达目的地。由于身体疲乏，没有发挥最佳的水平。赛后，连回国的钱都没有了，幸好在华侨帮助下，才得以回国。因为回国时间漫长，以致笼子里的鸭蛋都变成了小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