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张乐平创作的“三毛”漫画诞生70周年。为了纪念“三毛之父 ”——张乐平，上海三毛形象发展有限公司出版了一些专著以及戏剧、电影等作品。其中有一本书叫《上海Memory——张乐平画笔下的三十年代》，约请我的女儿丁言昭和资深报人余之为张乐平的漫画配文，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好书。由此，邀请我为这本书写序。
    张乐平生于1910年，长我10岁。1931年夏，我的家乡浙江省镇海发大水，寡母托人将我带到上海，由任小学教师的皑姑和在教会书局当职员的昌叔抚养，住在虹口区鸭绿江路、周家嘴路口的一条赤膊弄堂里。算起来，我定居上海已有75年了。
    20世纪30年代末，我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4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文艺活动。到40年代末，我被党组织调到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1952年改名为--中国福利会)，担任第三儿童福利站的站长。有幸在宋庆龄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从事儿童文化教育的社会福利工作。
    由于这样一层工作关系的因缘，使我自然想到宋庆龄关心《三毛流浪记》的一些珍贵史料，重新披阅了有关材料。果然，在200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书信集(续编)》里，发现宋庆龄写给秘书王安娜的信，就提到“三毛的漫画”。原信用英文写作，近年才组织人译出。
    信写于1949年的春节。宋庆龄写道：“我喜欢三毛的漫画。办公室派人给我送来时，我没有时间看，于是当时就还回去了。因为我不想在别人需要的时候自己占着。希望你能恳请埃迪为我买6本，我想寄给国外的小朋友。 ”(见该书第154页) 
    这封信中提到“三毛的漫画”，就是张乐平创作的《三毛流浪记》。
    宋庆龄在1949年4月收到王安娜代买的《三毛流浪记》后，立即给王安娜又写了封信。她说：“感谢你的来信和三毛画册，但是你忘了提及它们的价钱。请务必告诉我，否则我将难以再请你帮忙。”(见该书第156页) 
    王安娜当时是王炳南的夫人。埃迪是宋庆龄的外国朋友。
    宋庆龄是20世纪的伟大女性，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立下不朽的功绩，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巨大的贡献，深为世人所敬仰。少年儿童文化福利工作，是宋庆龄伟大事业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儿童福利站的服务对象都是穷苦儿童，既给他们物质救济，更给他们以精神食粮，进行文化教育。
    当时，为了给这些穷孩子补习文化，站中有几位热心儿童教育的专职老师，还挑选了一些学生当“小先生”。在活动铁皮房子的教室有几柜图书，供学生阅读，其中就有张乐平画的《三毛流浪记》。大家都很喜欢，争先恐后地阅读，学生们都觉得和三毛的处境差不多。
    为关怀与“三毛”一样的穷苦儿童，募集儿童福利基金，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活跃儿童生活，1949年4月4日到9日，由中国福利基金会出面举办了 “三毛画展”和“三毛乐园会”。这次大型活动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宋庆龄主席通过冯亦代和他的夫人郑安娜，与张乐平联系、商谈后决定的。郑安娜当时任中国福利基金会办公室秘书。
    “三毛画展”在大新公司(现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四楼举行，展出了《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原作三百多幅。张乐平特地赶画了三十多幅三毛生活彩色画，供展出、义卖，还为“三毛乐园会”精心设计了一枚纪念章。
    我们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三儿童福利站，挑选了几个学生，也就是被称为 “小先生”的，由女教师过其翰老师带队，作为“三毛乐园会”的志愿者，前往大新公司帮助维持秩序，收门票，介绍《三毛流浪记》画册和三毛徽章，请参观者留言。
    1949年4月4日，张乐平写了《我怎样画三毛的——为“三毛义展”写》。他说：“孙夫人主办的儿童福利会(按：应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为了救济跟三毛同一命运的小朋友们举办‘三毛义展’。我抱歉我的作品还没有成熟，特别是30张彩色义卖作品，都是在病中赶画的，但是想起千千万万的三毛们因为孙夫人这一义举而得到实惠，作为三毛作者的我，还会有比这个更快乐的经验么?”
    4月4曰是当时的儿童节，义展开幕这天，上海各界人士踊跃参观，展厅里观众如潮，热闹非凡。据说开幕这天，大新公司的电梯挤坏了好几次。上海多家民营广播电台作为特别节目现场实况广播，并用国语、沪语和粤语播出。有位话剧演员出于对“三毛”的同情，义务担任会场和电台播音员。
    展览会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三十多幅义卖画很快就抢购一空。大家都争购《三毛流浪记》画册和三毛徽章，并踊跃认购或订购张乐平的“ 三毛”水彩画。很多人在留言簿上写下了感人的语句，有的学生在第二天特地来捐献毛笔、铅笔、书和衣服等。有的人在闭幕后还到福利会去捐钱或者物品。
    现年70的李钧衍是我任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三儿童福利站站长时的学生，他写了篇回忆半个世纪之前亲身经历的文章，叫《三毛生活展览会》。他在文章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这次活动的情况。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