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问我：你父亲大多画上海的题材，他一定很喜欢上海吧? 
    上海是我父亲生活了近60年的地方，我想决不是一句是否喜欢可以表达他对上海的情感的! 
    1992年父亲弥留之际，为了他的愿望和我的承诺，我拉着我的表舅——文史学家魏绍昌先生——在一大堆书刊中寻找因为社会动荡而使我们不能保留下来的父亲的作品。作品找到不少，同时也引发了我想了解这个城市的激情。
    20世纪20、30年代，“五四”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使上海这个曾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东方大都市以她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又成为了中国，乃至远东的文化中心，文学艺术的创作在这里有着空前的繁荣。而漫画，作为一种传播新文化、提倡新生活和揭露讽刺社会黑暗面的有力武器，成为了文艺园地一朵闪亮的奇葩。我的父亲就是在那时加入了漫画创作的行列。
    70年前的上海，人们的生活状态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天不亮就赶着上班的女工、投资亏本而跳楼的商人、生活艰难却仍很乐观的贫民、家有万贯还在拼命捞钱的富翁……只见高楼上的霓虹灯和草棚里的油灯交相辉映，衣衫蓝缕的乞讨人群与珠光宝气大腹便便的富人们并肩而行——这就是父亲70 年前笔下的上海，一个集地狱和天堂于一体的地方。
    1935年，父亲画了一个只有三根头发的小孩，起名就叫“三毛”。
    “‘三毛’是以儿童的天真向社会的不满状态投以讽刺……利用‘三毛 ’的天真、率直，向畸形矛盾的社会现状打耳光(汪子美，《上海漫画》193 6年6月第2期)。”
    从此“三毛”就一直伴随我父亲，成为他笔下固定的人物。
    我的父亲张乐平，1910年出生在浙江海盐农村。我祖父是个当教员的清末秀才，祖母下嫁祖父前却是城里的大家闺秀。我的祖母善女红，徒手剪的窗花和画的绣花样稿在附近村子都很出名，并能换些钱帮补家用。在我祖母的熏陶下，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涂鸦，所以我父亲常说我祖母是他学美术的启蒙老师。听我伯父说，幼年的父亲会用融化了的蜡烛油捏小兔、小狗，剪的窗花都是牛、羊、猪或穿街走巷的小贩、打扫场院的农妇，甚至能在海滩用树枝画出和隔壁庙里一式一样的龙!可见父亲自小就爱观察身边的事物。
    我祖母病逝后，我祖父的薪水养不了一个家，我父亲15岁时作为学徒来到了上海。
    20世纪80年代初涌人广东的民工潮、大量内地青年去国外“洋插队”，包括那时我本人从上海移居香港，使我突然想起父亲的《三毛流浪记》：我们和画中三毛向往上海的心情是那样的相同!父亲少年时离开老家的时候一定很高兴，因为家里虽好却很穷，而上海毕竟是他想象中有饱饭吃的天堂。
    可是对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学徒来说，上海却如人间地狱!当学徒的父亲几乎一天忙到晚：洗衣服、抱孩子、买菜、做饭……这些在二十多年后我父亲创作的《三毛流浪记》中可以看到，所以父亲也说过“三毛”就是他。父亲在当学徒最艰苦的时候仍抽空习画，直到我姑父出资才在一家私立美专毕业，成为一个美术作者。此时，父亲开始用他的笔来反映人间百态，歌颂真善美、鞭笞假丑恶。
    由于日本的侵略，父亲为宣传抗战离开上海8年后又回来。这期间，他创作出了中国第一部长篇连环漫画《三毛从军记》，把一个从上海参军的小战士在和侵略者战斗，以及部队生活的乐趣和烦恼描绘得淋漓尽致。可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上海乃至全国却是一片混乱，政府官员的腐败，物价的飞涨，到处乞讨的战争孤儿……这，又激起了父亲的创作欲望，他又开始用他的笔战斗! 
    1947年，一部被称为“没有文字的文学巨作”——《三毛流浪记》在父亲的笔下诞生了。三毛作为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孩子，向大众诉说人民生活的艰辛，引起当时各界人+的同情和愤慨。
    解放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上海市民的贫富差别缩小了，生活相对平和。可是，稳定是短暂的，曾经辉煌的大都市成了计划经济的排头兵、极左文化的发源地。上海也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成了单调而又奇怪的城市：人口膨胀，生活枯燥，本地的建设缓慢，甚至在1958年，异想天开的所谓发展计划竟在昔日豪华的花园里养猪，在莘莘学子体育锻炼的学校操场上建起了连生铁也出不了的“炼钢炉”……不断的政治运动冲击着人们。父亲因为一篇文章和几幅画使他的创作给套上了无形的紧箍咒，禁锢了创作范围(那时候有多少人如此)。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又被迫停止了漫画的创作(又有多少人如此)! 
    1976年，迷雾拨开，生活又开始有了点色彩。父亲又重新拿起笔，批判使人民蒙受灾难的恶魔，赞美又回来的春天。
    甚至患病时，他也没停止创作； 直到他1992年带着他心爱的笔，去了天堂。
    可是，父亲会在天堂每天无所事事，听那天使单调的演奏吗?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位伟人如是说；
    “我有笔似刀枪!”——我的父亲如是说!
    父亲啊，你现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