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内特不仅仅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关心社会、关注现实的人文学者。人文学者的情操构成了全书的基调：富于人文关怀，感情自然而不矫饰，富于想象力而非胡思乱想，书中的想象建立在坚实的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上。其隐藏的对社会底层的同情，尽管是旧式的维多利亚时代激进主义式的，然而，作为历史学家的庄重，又使他对于那些同样是作为历史力量产物的教会与贵族，并没有表现出过激的非历史的怨恨。因此，他的书是谨慎的、经验的，因其具有的知识性、趣味性和悲天悯人的论调而散发出永久的魅力。如果说，文学家的天赋赋予其亲切明快的表述方式，历史学家的庄重增加了它的厚重，那么，浓郁的人文关怀则赋予了它永恒的生命力。对于这一特点，方家早有评论：
    《星期六评论》云：“其需要殚精竭虑的学术魅力，一丝一毫也没影响到它的亲切明快、赏心悦目的可读性。无论是文献学学者，抑或中世纪学学者，皆能受益匪浅。它本身具有那种不矫饰的知识的宁静之美。作为通向一个不易达到的时代的桥梁，具有重大的价值。”
    斯登顿先生(Sir Frank Stenton)在《观察家》(The Spectator)杂志上发表文章言：“一幅兼顾农民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的画面，充满了重要的细节，摆脱了那些浓墨重彩的令人忧虑的夸大之词，一部知识丰富、结构紧凑、文笔洗练的佳作，其优点在于它的人文性。”
    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说：“这绝不仅仅只是描写中世纪英格兰生活与我们祖先生活方式的又一本书。它清晰明了、文笔优雅，栩栩如生地运用文献如实地重构了六七个世纪以前的那些可怜人的命运，它必能引起相当广泛的关注。”
    本书叙述的虽然是六七百年前英国农民的生活，但它对于英国农民与乡村发展道路的揭示，对于今天仍在谋求农业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国，依然不乏借鉴意义：英国农民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改善，经历了漫长而有效的过程，它是农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震惊世界与人类生活的工业革命的基石。尽管进入了21世纪，英国的这一基本经验仍值得关注。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农民个体与群体发展的过程，农业产业化的过程，农民不断向外转移或农民角色不断转换的过程。忘记农民，就意味着忘记现代化的主旨。此外，我希望这部书中文版的推出，能够使更多国人了解外部人文学科的精品，丰富和滋润我国的人文学界特别是历史学界的百花园。历史学工作者应当像敬畏生命一样敬畏历史，尊重历史知识的真实与准确，鼓励有血有肉有细节、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的史学，远离和继续反思概念化的、原则为先导的史学，简单决定论的史学，即苏联史学和“文革”史学。这是我们翻译本书的初衷。
    本书分工情况如下：侯建新主持本书的翻译，并承担全书的校译、统稿及文字修订工作；龙秀清译作者序、序幕、第一、十、十二章、小辞典及索引等；孙立田译第五、六、八、十一章；赵文君译第二、三、四、七、九章。感谢顾銮斋教授与王亚平教授，他们随时参与了一些专业词句翻译的讨论，贡献多多，顾教授还初校了四章。特别要感谢不久前谢世的著名翻译家、南开大学黎国彬(1920—2003)教授，他以耄耋之年，为本书中的中古英语诗词的翻译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令人感动。我们以此来纪念这位学识渊博的学界前辈。
    最后，本书引用了大量的中古英语、法语及拉丁语等文献，我们尽管多方努力，但水平有限，仍难免出错。杨绛先生曾云：翻译就像是抓虱子，再小心也不免有落网之虫。那就请大家与我们一起来抓虱子吧!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侯建新
                                         2004年6月18日
                                      于天津师范大学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