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庄园生活》是贝内特呕心沥血的精心之作，共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始于1925年，直到1937年方交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库尔顿主编丛书中的又一卷。该书出版后即散发出永久的学术魅力，几乎每隔两三年即重印，到目前，已成为研究中世纪庄园农民的经典之作。其影响力之所以经久不衰，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适应了20世纪50年代开始而至今尚未结束的欧美史学界关于“ 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各家学说纷至沓来，从各个角度对过渡的原因进行探讨。其中，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代表的学说对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进行了新的探讨，从而引起了学术界对类似著作的广泛关注，并从一些较早的著作中寻找支持。科斯敏斯基、波梁斯基、托尼、贝内特等人的著作一时洛阳纸贵，绝非空穴来风。贝内特的书适应了这一需要，它以 1150—1400年为研究单位，生动地描绘了中世纪乡村生活的模式、季节的影响、时人关于田间劳作的知识状况、地租与劳役、农奴义务、庄园管理、日常生活、乡间娱乐、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封建法庭的运作、民众对社会结构的态度，以及谋生的种种行业等，从而勾画了英国庄园农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立体型与全方位的景观，既奋力详尽描述个体农民的日常活动与生活，也竭力探讨他们生产生活的文化氛围与制度空间。作者的主旨虽然是回答封建社会的成因问题，而不是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但是他的研究在无形中却触及了这一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庄园制规定的人身依附性对个体农民的发展虽然是一个障碍，但由于受到日耳曼自由传统与历史风雨中长期积累的制度性惯例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制度仍给个体农民的发展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这样，到了14世纪，英国庄园农民普遍摆脱了农奴制的枷锁，走上了 “自由之路”。在后来的学者们看来，这一结论无疑暗示着：个体农民的财富积累是英国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农场得以发展的基础，也是英国产业革命最为深厚的渊源。
    其次，贝内特的书是建立在夯实的文献基础之上的。中世纪英格兰农业史方面的资料，尽管十分丰富，但如何选择、利用与解释则是令人头疼的问题。正如作者本人所说的：“中世纪英格兰的文献记录尽管汗牛充栋，但它们并不有利于社会史家，尤其是那些研究1150一1400年间占英格兰总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文盲村夫的历史学家。”(见作者序)他甚至还说：“保存在国家档案馆与各大图书馆的中世纪文献记录既是社会史家的骄傲，也是他们的悲哀。”不过，贝内特丰富的文献学知识，以及他对记载当时生活与日常活动的各种艰涩的文献资料、账簿与法庭案卷的了如指掌，为他提供了便利。尽管他没有过多地运用未刊史料，但却巧妙而自然地运用二手材料，系统地使用了已刊文献，包括当时的文学、遗嘱、地籍册、编年史、布道词与法律文献等，从中提炼出大量的史实，勾画了一幅长达二百五十余年的农民如何生活、行为与思考的令人信服的清晰画面。当然，这方面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无疑要归功于他的良师益友库尔顿教授。与库尔顿一样，在方法上他是通过大量的文献，一点一滴地收集信息，用来画出他希望绘出的画面。
    贴近生活，是该书最鲜明的特色，也是其深受读者喜欢的重要原因。贝内特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史家，他的书中很少提到政治史或军事史，他感兴趣的是普通人的生活与工作：《帕斯顿家族及其时代的英格兰》中这意味着那个乡绅和他的家庭，在《英国庄园生活》里它意味着农民，不管是农奴抑或自由人。他笔下的主人公不是高高在上、令人难以接近的老爷，而是与我们一样的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对于那些看厌了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的读者，这种记述“草虫”的“草根史学”更为贴近他们的生活，更加显得亲切而自然。
    贝内特撰写的这部历史，不是历史学家写的社会史，而是文学家写的社会史。作为一份旨在再现当时普通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卓越的全景似的概览，注重细节、文学化的表述方式是该书不同于其他历史著作的又一特征。这集中体现在序幕中刻画“1320年6月某一天”“田野上劳作的农夫”时想象力的成功冒险，第九章对“日常生活”详尽而细致的描绘，以及他大量引用的谚语、民歌、寓言诗等方面，这些都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作为人文学者的才情逸思，贝内特善于在历史的时空中来回穿梭，把中世纪乡村生活与中世纪遗存进行对比，通过现实的残存来复原过去的历史，从而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读他的书，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中世纪的某个乡村，与那里的村民生活在一起，体验他们的快乐与忧伤、希望与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