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罗森伯格的这部教材是沿狭义的古典科学哲学路线叙述的。他从科学哲学内部对科学社会学的评论（见最后一章和中文版序言）就狭义的科学哲学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但跳出这个范围，就有商量的余地。毕竟，科学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完整理解科学，不能只顾理论和逻辑部分，还要关注轰轰烈烈的科学活动，要把科学放到社会中去观察和研究。还要有动态的、历史的观点或者辩证法的观点。另外，对于科学本身，人们也有不同的理解和约定，科学是人的科学，是历史的科学，世界上有一种科学还是有多种科学？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就有科学或者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科学，而在什么意义上又不能这么说？即使科学的发展有走向“统一”或者完成“还原”的趋向，但现实中这一宏大计划远没有完成，而且似乎永远也无法最终完成。如果说有一种公共的科学(Science)的话，它也必须通过各民族各时期的多种科学（sciences）体现出来，“多”科学将始终是塑造“一”科学的原材料，它们提供丰富性、宽容性，使科学事业源远流长并具有自我反思能力。遗憾的是，目前的科学哲学并没有很好地展示科学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张力，至少狭义的科学哲学没有做到。 

    “科学究竟是什么？”这已经成为一部传播广泛的科学哲学教程的书名，它也似乎是科学哲学当仁不让的论题，但是我们也得坦率地承认，仅凭科学哲学、特别是逻辑经验论的科学哲学无法全面解答这样一个大问题。于是，我倒有一个怪怪的想法：可否把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三者的教学顺序倒过来，即先讲科学社会学，最后讲科学哲学？也许这是“捍卫科学尊严”的一个不错的小把戏。近代以来，科学与理性被大致等同，然而两者原则上不可能对等，有时之间还会有很强的张力。洛克、休谟甚至康德是幸福而乐观的学人，洛克在经验论和实在论之间保持了平衡，休谟虽然发现了因果性的麻烦却用“习惯”轻松地抵挡过去，康德也乐观地以为证明了“先天综合真理”的存在性，不幸是我们，我们不满足于他们“幼稚”的论证，却没有好的办法化解难题。在认识论中引入特别的“实践”概念，难题似乎能够化解，即经验、理论与实践是三个相关但层次与作用不同的东西，可是万能的实践的辩证法似乎同时也消除了智识的魅力，有沦为哲学懒汉的变戏法之嫌。另外，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以及现在的后现代文化批判，都试图扩充理性，并对现存的理性进行批判。只要科学、理性还是人的科学、理性，它们的边界就不应当关闭。如吴国盛所言，除了第一种科学哲学外，还有第二种科学哲学。//可参考吴国盛，第二种科学哲学，《追思自然》，辽海出版社，1998年，第373－410页。//某种意义上说，第二种科学哲学更像哲学。当然这与庸俗的反科学无关，也不意味着第一种科学哲学不需要了。我们依然需要老老实实地学习并研究第一种科学哲学，只是脑中多根弦，要有反思精神。

    在迷信横行的年代，捍卫科学、科学精神和科学的相对独立性是必要的，但没有必要落到科学主义的地步。“今天对科学自由的捍卫，无法根植于实证论的科学观念，这其中包含了社会秩序化的实证论方案。这一方案的真正实现，会对自由社会造成破坏，并建立起极权主义。”//博兰尼著，冯银江、李雪茹译，《自由的逻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页。//科学如今已经成功地取代宗教，而成为主流话语，但人们不希望它随之继承其神性的观念，科学无论如何必须处在理性的控制之下。如果坚持理性的界限不过就是科学的界限，我们就丧失了反思的能力，同时也限制了科学中新芽的萌发。“狭隘的、固定不变的理性主义已经过去了。人类学者提出的宽容原则意味着任何能使一个社会或人群独立存活的文化都包含在扩大的合理性模式之中。”//江天骥，江天骥与哲学研究，《中国当代社科精华》哲学卷，汝信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2页。//江天骥先生能够赞同这样的观点，值得我们重视。江先生另一个意味深长的结论也值得录出：“相对主义是不可驳倒的，只能够使它受到约束。”相对主义无疑是当前科学哲学面对的一个重要论题，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紧迫的问题，但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有迹象显示，只凭科学哲学也未必能化解这一问题，因为它牵涉到人类文化的几乎所有方面（不但涉及真，还涉及善或正义，而且两者不独立），当然也包括对知识的辩护。本书作者的如下说法是有道理的：“他们[指相对主义者或科学客观性的反对者]的辩证立场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他们的目标是保护智力生活的领地免受自然科学的霸权。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大声疾呼的只是它有资格作为一种‘认识方式’存在。”（原书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