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我原打算向对于自然科学变化的“内在过程”可能知之不多的欧美及其他西方国家学哲学的学生介绍自然科学背后的“认识论”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
    由于物理学中量子力学的进展和进化生物学的进展提出了诸多根本性的哲学问题，西方科学家对这一主题的兴趣已经成长起来。同时，冒充科学的迷信、偏见、神话、意识形态和拙劣欺骗所具有的不倦蛊惑，使科学哲学担负了区分科学(science)与伪科学(pseudoscience)的持久责任。正是基于这些理由，多数讲英语的大学都开设了科学哲学方面的课程，亦有整个系专门致力于研究科学哲学的。
    本书的中国读者关于自然科学本身可能比非中国读者知道得更多，而关于西方哲学或许知道得较少，鉴于此，简要讨论一下本书写作的智识语境(intellectual context)可能是需要的。特别是，理解诸如“内在过程”、“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等概念，可能是非常有益的。
    我说的“内在过程”(internal processes)是指理论变化的科学原因和结果，即关于科学家的实际研究对象的实验、观察、思想，它们塑造了科学家的信念。有这样一个智识传统，马克思(Karl Marx)及其追随者也参与其中，按照他们的观点，科学变化的这样一种内在原因，比决定意识形态之特征并通过它们决定了科学的议程和结果的政治、社会以及最终的经济力量，威力要小得多。不过，关于科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并非全部否认证据和逻辑作为科学变化力量的客观性。但在20世纪中，一场哲学运动确实涌现出来，特别是在欧洲的社会学、历史、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它们否认存在叫做客观真理的这样一种东西，否认得到良好客观辩护的科学方法可以引导我们通向此种真理。这些“解构主义者”(deconstructionists)和“后现代主义者 ”(postmodernists)认为，我们最好的理论也不过是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s”)，它们像政治交易一样，结果源于持有不同社会、政治和个人目的之科学家们之间的协商(negotiation)。解构主义者认定，这些目标本身不可能被付诸客观的科学考察，因为不存在这类东西。他们否定科学变化的“内在”过程和“外在”过程之间存在一种有根有据的划分。他们声称，证据和逻辑并不能独享驱动科学变革的天职，或者它们根本就不胜此任；他们认为无论如何关于逻辑和证据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客观保证。后现代主义在自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领域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它对科学哲学影响不大。
    我在此时此地提及“外在论者”(externalist)传统为的是强调，科学哲学，按我的理解，拒斥这种主张：此种“外在于”在岗科学家(working scientists)实际援引的证据和推理的因素，确实决定了科学的面貌。的确，我进一步坚信，科学的成功——它那日渐提高的预测精度和不断增强的说明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抵制“外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结果，是纠正个体科学家的偏见、愿望和恐惧的结果。正是从这个角度看，科学不同于其他智识追求。正是因为这一原因，科学进步在那些使科学隔绝了这些“外在”力量的社会中得以加速进行。科学在其历史发展中，沿着越来越逼近关于世界本性之真理的方向取得进步。我希望，这一主张对你们来说是显然的。因而也许中国读者会吃惊地获悉，这一观点在过去的50年中受到自称为 “解构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的西方科学学人(students)的挑战。虽然他们的观点在科学哲学界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它们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史领域流传甚广。所以，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简要地讨论了它们。很明显，我决不同意这些观点，但是我把反驳这些观点的论证留给了已经努力学过了本书前面六章的学生。理解了什么是哲学的学生，将有能力构造反驳这些观点的论证。
    因为这些观点违背了至少可以上溯到牛顿科学(如果不是希腊科学的话)的科学哲学传统。
    科学哲学，按照在西方的传统理解，一直拒斥非证据、非逻辑力量在分析科学理论化的意义、立场和限度当中的正当性。这是因为，科学哲学是作为整体的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哲学坚持认为，有可能获得关于世界、世界中事物的种类及它们如何安排的客观知识。但是，只有当探究摆脱了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的、阶级的、文化的、宗教的和民族传统的控制时，它才能做到这一点。
    科学如此获得自由时，才有机会成为“客观的”。本书探讨所有此种客观探索的尝试将面对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最一般也是最抽象的问题：什么算作对现象的一种真正的说明，而什么仅仅是一种缓解我们主观好奇感受的东西?为了提供这些说明，为什么科学必须求助于我们根本不可能具有直接观察知识的(从夸克到黑洞等)构体(entities)?这一问题可能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科学要求，它的所有主张都要服从直接观察的检验。我认为，本书中讨论的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都是起源于2500年前的希腊人的那类最基本哲学问题的变种。这并不奇怪，因为正是在希腊人那里，科学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首次从哲学中涌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