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派的“病态”正体现在它的不妥协性上。伯林认为，它起源在德国不是偶然的。浪漫派在后期也寻求与现实的一定妥协。正是这一经验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果实：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对多极文化的认可、宽容精神。这也正是伯林本人一生所推崇并为之奋斗的精神。

　　以赛亚·伯林爵士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他不仅在学术界成就辉煌，也在政界积极活动，另外还是一位名正言顺的“公共知识分子”。德里达或哈贝马斯虽是这个名词的创始人，但和伯林相比，却相形见绌。他一生中频繁在BBC等大电台作讲座，其中，1966年在BBC电台关于浪漫派的系列讲座1989年最后一次重播，直到最近才被笔录，编辑成书。1997年逝世的伯林一直反对在他生前出版此讲座，原因是他计划撰写一部浪漫主义运动的专著，讲座形式过于松散，不适合成书。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得到实现，不过讲座的编辑者哈迪认为，这不见得遗憾，讲座的书面稿保存了口头演讲的优点，伯林非常擅长口头表达，读来很是亲切。

　　说到浪漫派，我们总是首先想到的是雪莱、雨果，也许我们还会联想到激情、青春等名词，认为浪漫派主要是一个文学流派。事实上，这些只是事实的一部分。浪漫派也是一个政治运动、思想流派，它起源在德国，尽管其启蒙者、代表人的名字并不为人们所熟悉。哈曼作为浪漫派的最初倡导人也许只为专家所知，作为人类学的创导人赫尔德倒还为我们所熟悉，但有多少人真正读过他的论文呢？诺瓦利斯、提克、霍夫曼对读者来说，更不是响当当的名字了。这也许与德国文学的国际地位有关。

　　18、19世纪的德国文学与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与法国文学相比，反映了一个局限的社会现实：当巴黎、伦敦成为现代工业兴起的大都市，德国小城镇的宁静还未被打破。生活的单调、社会发展的缓慢使得德国文学素材贫乏，难以与法国文学竞争。但是，这样的社会现实也适合深思，适合哲学、音乐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娱乐性是文学的一个主要功能，经典作品如《包法利夫人》或《伊利亚特》等并不缺乏娱乐性。但德国浪漫派的文学作品却着重强调思想的表达、个人内心的表达，这给它们的普及制造了障碍。有趣的是，这也正是20、21世纪现代作品的特点。

　　出于同一原因，德国浪漫派中的哲学代表人物成为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不灭明星。费希特、谢林、施勒格、马克思是哲学课的必修作家。德国浪漫派的主要特征是反对启蒙运动的教条，即相信有普遍、永恒的真理，相信每个问题都会有科学的解答，相信人类理智的力量。“狂飙突进运动”是对启蒙运动的最早的反抗，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维特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只能以自杀作为反抗，但歌德很快认识到这种看法的局限性和极端性，不久就转而寻求别的出路。他曾说：“浪漫派是病态的。”他的成熟之作《亲和力》中也明确指出脱缰的激情会带来致命的恶果。

　　浪漫派的“病态”正体现在它的不妥协性上。伯林认为，它起源在德国不是偶然的。当时，德国在欧洲的文化上处于弱势，而法国文化是灿烂的启蒙文化，伏尔泰、卢梭、拉辛等是使我们今天仍产生敬畏之情的名字。德国对法国文化的反抗也就成为了对启蒙文化的反抗。同时深受路德宗教改革影响的德国新教徒怀有深沉的虔诚，反对把信念概念化、理性化。这造成了浪漫派注重个人的经验式表达、崇拜天才的现象。在政治上，浪漫派推崇行动，认为个人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达到自我实现。但是这种行动是自发而无计划的，他们强调行动激情和献身精神，目标倒成了次要的。

　　于是，来自不同文化、持有不同信念的流派都能被称为“浪漫派”，只要他们在行动中具有同样的激情。但是他们的思想信念很可能互相冲突，那些信念在现实中的绝对实现也必然是不可能的。歌德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浪漫派的后期也寻求与现实的一定妥协。正是这一经验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果实：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对多极文化的认可、宽容精神。这也正是伯林本人一生所推崇并为之奋斗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