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汤姆·霍珀执导的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前些天的奥斯卡颁奖礼恐怕就要被李安专美了。毕竟在以明星，尤其是女明星为本的奥斯卡现场，当红的安妮·海瑟薇，在那届星味颓靡的典礼上，实在是杀伤力强大。放到中国内地也一样，不少观众看《悲惨世界》，一少半是奔着音乐剧，一多半是奔着安妮·海瑟薇和休·杰克曼去的。在他们眼里，“明星-音乐剧-雨果”才是正确的选项次序。当然在导演那里，这一次序应该是：音乐剧-明星-雨果。

    “小清新”和文化人看电影时据说都哭过。这首先是导演汤姆·霍珀的功劳。把一部著名舞台剧搬上银幕，叙事空间、表现手段，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具体技术环节上的问题，注定会层出不穷。演员的表演展示，也由舞台上的声音和形体，不可避免地要扩展到面部特写……像这样一部由音乐剧名著改编的电影，在立项之始、尚未确定导演之际，通常便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而舞台剧改电影肯定是要遭骂的——

    首先，重场戏之间的常规过渡肯定压缩，熟悉的观众会不适应，觉得局促。这跟京剧《借东风》或是话剧《屈原》拍成电影后给人的感觉是一样的；

    其次，有观众挑剔演员嗓子不够好，又总给个大脑袋特写。嗓子不好就对了——因为都是卡拉OK水准的电影明星在唱。估计是考虑拍电影，舞台剧演员没电影演员在镜头前自如的缘故。而明星出演，如果不给大脑袋特写，怕是不会接拍的。艺术和钱景的因素都有。唯因如此，也才会构成些全球性谈资。
  
    以《国王的演讲》导演身份，执导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汤姆·霍珀是冒了风险的。最后把片子拍到能赚人眼泪、能拿奥斯卡，还能进入到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流时尚话题，从世俗层面讲，是个不小的成功。

    话说回来，因为“嗓子不好”，成功了的《悲惨世界》在“音乐剧电影”这个具体分支里地位还有些尴尬。一方面，它在影像方面做得非常时鲜；另一方面，它在演员的气质吻合和音乐质素方面都有一些错位。就年龄和外形而言，拉塞尔·克洛显然比休·杰克曼更适合演冉·阿让，其他演员，包括安妮·海瑟薇，大多数情况下，让人感觉到他们是在演发生在英国的故事，而不是法国的传奇（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英国另一位导演乔·怀特去年对《安娜·卡列尼娜》的改编上）。作为音乐剧，演员对《悲惨世界》的唱段演绎，实在谈不上多么动听，有些地方还不如把唱词说出来舒服。这些遗憾，又很容易对电影产生“为票房而急就和拼凑”的感觉。

    《悲惨世界》：作为成功的文学名著

    在今天，无论是观众还是导演，大家在看待这部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时，雨果及其原作都是绕不过的。但无论如何，雨果肯定又都不是观众买票、投资商注资的第一选项。商业与文学一旦冲突，被牺牲的一方，显然是不会说话的原著，和已故作者。

    看汤姆·霍珀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的观众，有不少据称哭了。好事，因为哭过，个别人可能还会去找雨果的小说原著来看。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把名著当名著待见，也日益拒绝为名著精神继承人提供生长空间的年代，在这个背景下，任何能将大众注意力引向文明精华的时尚热闹，都具有了渡船的功能。不过，凡名著被改编，又都会面临被后世人做减法的尴尬。怎样在重读名著以及读解“名著被改编”这一行为的过程中，把后人自作聪明删减掉的珍宝恢复原貌，这是我们重新直面原作时必须认真去做的。

    在几乎所有的英美舞台和影视改编版本中，《悲惨世界》不过是冉·阿让逃亡、抚养孤女的故事。芳汀、沙威和珂赛特以及其他人等，均是为了构成、铺排这个故事而展开。其实呢，如果不是为了阐述自己的世界观，雨果不一定非要花那么大笔墨去演绎冉·阿让的行迹的。大作家的价值不是去讲一个精彩的故事，而在于通过精彩的故事，去更精彩地呈现生活的滋味，并在这些五味俱全中揭示不同类型的人，他们作为“人”的困惑，他们彼此的冲突与宿命。

    小说不需要表现寓意和训诫，即使是作为“人道主义名著”的《悲惨世界》，它所表现的也不是个人如何融入大时代、融入上帝之光，而是：一个认真活着的人，怎么使用好他自己的生命，怎样把他遭受过的不幸，尽量在他人的生命中抹去。谁都不是救世主，谁都可以发出自身有限的“圣人”之光。每个罪犯的身上都有一个冉·阿让；每个正直的、有原则的人内心深处，都潜伏着一个沙威；德纳蒂的贪念，它是我们每天都能遇见的——在他人和自己身上，有时还是同时……而所有这些，维克多·雨果并没有像导演汤姆·霍珀那样自信地指着大家的鼻子，对我们进行灌输。雨果只是讲了一个人的改变，他改变后的承担，以及这承担的艰辛、凶险和微不足道。好的文学家，从来都是强调一下后者的，而宣传家们，却习惯于把微不足道升格为“主义”——即便是市场和资本家的宣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