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是大时代的史诗，更是冉阿让个人心灵的史诗。卞福汝主教使他看到善，珂赛特令他懂得爱，隐名修道院的生涯促他自省，救护马吕斯让他战胜恶念，最终完成灵魂的救赎。改变制度固然重要，相比改变制度，改变灵魂是一项更艰难、也更根本的工作。愿更多中国人喜爱《悲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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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年10月初，法国南部小镇迪涅。一个光头长须、肩扛布袋、手提粗棍的异乡人，敲开了卞福汝主教的家门。这天他已走了十二法里路，沿途受尽辱骂与恐吓。阿尔卑斯山的夜风，刺过衣裤的破洞，从四面八方袭击他。他有一张黄色身份证（当时带有前科、案底的假释证明），一百零九法郎积蓄，以及一个在痛苦与仇恨中翻滚煎熬的灵魂。卞福汝主教接待了异乡人。“您不用对我说您是谁。这并不是我的房子，这是耶稣基督的房子。这扇门并不问走进来的人有没有名字，却要问他有没有痛苦。您有痛苦，您又饿又渴，您就安心待下吧。并且不应当谢我，不应当说我把您留在我的家里。您是过路的人，我告诉您，与其说我是在我的家里，倒不如说您是在您的家里。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您的。我为什么要知道您的名字呢？并且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以前，您已经有了一个名字，是我早知道了的……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

　　这样，苦役犯冉阿让的救赎之路开始了。

　　《悲惨世界》是怎样的作品？童年时候，以为是一个坏蛋抓好人的故事；中学时代，以为是一篇宣扬阶级斗争的小说；直至今日，才会意识到，这是一部关于爱、恩典与救赎的史诗。真正的史诗不仅有时代，更有人的灵魂。灵魂的波澜壮阔，不逊色于最激烈的时代。这也是为什么，《悲惨世界》开篇，大段描写卞福汝主教的信仰生活——它是开启整部作品的钥匙。

　　最早的创作灵感，缘于一位叫彼埃尔·莫的农民。在1801年的法国，彼埃尔因为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五年苦役。出狱后生活维艰，那张如影随形的黄色身份证，仿佛永久烙身的该隐记号，将他从整个社会隔绝出去。

　　倘若思考就此打住，倘若仅仅谴责司法不公，批判使人犯罪的社会现实，《悲惨世界》将是一部描摹外部世界，沉迷于愤怒的作品。书写苦难只为控诉和仇恨，怎能配得起苦难的深重？更宽阔的小说，需要更超拔的力量。

　　1828年，雨果开始搜集素材，让现实中的人物与事迹，在他的小说世界里相遇。这就是《悲惨世界》的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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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的准备工作极其扎实。雨果参考了好友维多克年轻时的逃亡生活，搜集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大量材料，参观了土伦和布雷斯特的苦役犯监狱，并在街头目睹了类似芳汀受辱的场面。

　　这样的扎实体现于细节。阅读过程中，我不断惊讶：雨果讲述每一个社会局部，都有着新闻记者似的准确，田野调查般的翔实。比如苦役犯用以越狱的“大苏”（即将一个苏的硬币纵向剖开，掏空其中，雕出互相咬合的螺纹，再置入一截弹簧）；又比如匪徒间的黑话，黑话的流派、变种、口音特色、使用者个性……叙述得有条不紊，错落生动。

　　《悲惨世界》描写外省偏僻小城，也描写滨海新兴工业城镇，但花费笔墨最多的城市，是巴黎。它几乎是一部关于巴黎的百科全书。在这里，可以目睹监狱、街垒、贫民窟、下水道……还能看见粗鲁但善良的野孩子，圣洁却刻板的修道院，诡诈而不择手段的犯罪团伙，以及如蛆一般活着、似牛一般劳作的苦役犯。我们随着雨果，徜徉在街道，迂回于巷弄，呼吸每块砖瓦的气息，触摸每扇百叶窗背后的秘密。

　　《巴黎圣母院》中，有整整一章《巴黎鸟瞰》；《悲惨世界》中，充满对巴黎街景的不厌其烦的描述。这些文字恍若情书：巴黎的全景、巴黎的细部、巴黎的白昼、巴黎的黑夜、巴黎的楼房、巴黎的路灯、巴黎的酒馆、巴黎的看不见的地下世界……在饱满的感情中，巴黎是有生命的——她是一位眼角沧桑、衣衫破旧的中年女人，散发着暗沉沉、又暖洋洋的味道。她是雨果的巴黎，也是冉阿让的巴黎。

　　雨果的写作既恢宏、又细腻，经得起显微镜似的审读：历史→时代→人物→细节，无论置于哪种倍数之下，《悲惨世界》都是一部臻于完美的作品。

　　1832年，搜集完资料，小说构思已然清晰。但真正开写，要到二十年之后。在此期间，雨果写了其他几部长篇，一些诗歌和戏剧。是什么使他一再搁置？是否他已意识到，这将是一部伟大作品，必须给予更多时间、深虑乃至磨难，等待它成熟和丰富？

　　1845年11月，雨果动笔，初命名为《苦难》。创作至近五分之四，他卷入政治漩涡，被迫流亡。小说于1848年2月停笔，一晃又是十二年。在大西洋的盖纳西岛，流亡的雨果忍耐苦难，重拾《苦难》。经过大幅修改增添，于1861年6月30日完成，正式定名为《悲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