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罗伯-格里耶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新小说派的领袖，然而许多仰慕他的人却并未读过他的作品。法国《读书》杂志的记者最近采访了他，访谈录节译如下：

    记者：在法国或者国外，只要说出您的名字，人们都会点头，表示非常尊敬，即使您很久没有发表作品也是如此。您怎样解释这种奇特的影响？

    作家：我要用安迪·沃霍尔的话来回答您：“我主要是由于我的名声才出名。”这种现象越来越常见了。所以往往有人走近我，吃惊地小声问道：“您就是阿兰·罗伯—格里耶？”我说：“是的。”接着我问道：“您读过我的书？”他们都用一种害怕的声调说“没有”，然后又低声说：“不过见到您我是多么高兴。”人们都是这个样子。

    记者：您是怎样出名的？

    作家：我的《橡皮块》发表以后，批评家们惊讶地保持沉默。接着发表的《窥视者》却引起了轰动，几乎立刻就取得了成功。因为在发表《窥视者》的时候，他们都已经谈够了萨特和加缪，感到厌倦了。于是他们就转向我，写了大量的文章来说明我的作品是如何不堪卒读。当时在评论界称霸的那几个人，认为文学到巴尔扎克就为止了。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尤其是对于外国文学，无论是卡夫卡还是福克纳的作品都没有读过。

    记者：您提到他们时似乎觉得很好笑……

    作家：太可笑了！他们往往走得很远：例如埃米尔·昂里奥，他在《世界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断定我是一个疯子，很可能是个杀人犯。

    记者：您的相貌是否有助于您崭露头角？

    作家：那时候我并不吓人，留着一撇可笑的小胡子，我的妻子觉得我在电视屏幕上形象不佳，面孔缺乏生气。我很懒，所以我就留了大胡子，她认为这样好多了。

    记者：您就这样成了一种时髦的现象……作家：不错。而且这种现象越是模糊不清，我就越能赢得读者。请您想想科克托的名言：“重要的是在忽然成名之后能够幸存下去。”我的情况正是如此。由于看多了那些对我进行告诫或劝阻的长篇大论，好奇的人开始读我的书了。

    记者：您的畅销书是哪些？

    作家：说畅销是夸大了。《约会的房子》出版那年印数达到了三四万册。而我的影片在两个月里有10万到15万的观众。

    记者：您对此有何解释？

    作家：我的影片里有一种由色情和幽默构成的魅力，这一点在我的小说里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例如《嫉妒》，我觉得是一部非常有趣的作品。我无疑是唯一……不过卡夫卡也觉得他的《审判》是很有趣的……

    记者：在赢得读者之前，您靠什么谋生？

    作家：我有一张国立农学院的毕业证书，当时只要拿出来是很容易找到工作的。在50年代，文学还没有被当成一种职业，更不是谋生的手段，所以受穷也能被人理解。我有时候住在朋友们借给我的一间仆人住的房间里，穿他们不愿意再穿的衣服。我认为只要不去饭店，活下去就很容易……今天一个青年作家就要有一套房子，一条狗，一辆轿车。他要马上卖掉他的书，过上舒适的生活，而且最好是成为畅销书的作者。

    记者：这是一种指责？

    作家：不，我不作评价。文学是由各种文学组成的。有带来麻烦的文学，也有不妨碍任何人的文学。

    记者：您的作品被大量译成外文，因此您的名声在国外比在法国还大？

    作家：外国对我的书感兴趣，就像对波尔多葡萄酒、干酪和香水等其他特别尖端的法国产品一样。比如中国人，他们认为自己很善于把它们做成畅销书，而且比法国人做得更好。这就是我在健在的法国作家当中，被译成中文的作品最多的原因。

    记者：您的影片对于扩大您的作品的影响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作家：电影面对的是另一批观众。它使您引人注目，这是一个吸引闲人的地方。普通的观众常常觉得我的影片不可理解，但是还要来看，因为性挑逗虽然在我的全部小说里都有，但是在影片里要明显得多了，这就提高了上座率。不过这些影片也使我付出了失去诺贝尔文学奖的代价。1985年，我获奖的形势很有利，当时瑞典的影片资料馆安排了一场我的影片回顾展，引起了当地新闻界的愤怒，他们起来反对法国的色情影片。于是克洛德·西蒙获得了诺贝尔奖。当然这也是一种极好的选择，我对此感到高兴。

    记者：现在我们想知道您正在做什么……

    作家：我正在写一部作品和拍摄一部影片，但是我不想多谈，因为我还不知道我的工作会有什么结果。

    记者：您对法国文学的现状有何看法？

    作家：时代更加平静了。没有杜拉斯，没有克洛德·西蒙。让·艾什诺兹、让—菲力普·图森是优秀的作家，但他们是想要把书卖出去，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即使是杜拉斯，在生命的暮年，也多么想成为一个富婆。

    记者：您是否逃避大众传播媒介？

    作家：不，我不时在电视上露面。我不是一个野人。我对画家、电影工作者和作家们的阶层很有好感。我非常主张“全世界作家们，联合起来”。我要再次表明，我认为存在着多种文学，而不是只有一种唯一优秀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