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新小说”诸将里得诺贝尔奖的克劳德·西蒙，走红的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但在我眼中，真正的主帅却是阿兰·罗伯-格里耶。
    从近代以来，心理主义愈演愈烈，从古典的内心独白到意识流到超现实主义直到存在主义，人的内心遭到无情地剖析和审视，变得日益复杂、暧昧、支离破碎，从启蒙时代的一座结构分明的庙堂坍塌为一滩难以言状的稀软的沥青。
    罗伯-格里耶是对此的一场革命：从阴暗憋闷的内部心理世界转向明晰敞亮的外部物质世界，准确的说，是物品的世界。罗伯－格里耶开拓了一个没有心理、没有深度、可测量的的乌托邦。
    罗伯-格里耶笔下的这个物品世界最大的特性在于可测量，铅笔的长度、天花板两条棱线之间的角度，都以毫厘不爽的精度写出，世界的精确测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对现代主义的一大反动，也是一大慰籍，被海森堡测不准定理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现代理性，不妨在这个虚构的古典几何空间里稍事休息。
    罗伯-格里耶最为人称道处在此，然而最为人诟病处也正在此：比起人，他更多地讲述物，他那些精确、琐屑、重复的物体－物品的描写，关于文具、关于街道、关于室内装饰、关于物体一样静止不动的人，特别是，关于海滩、岩石和海浪的描写，提供了最大的阅读障碍和最多的阅读快感。
    怎样把一把咖啡壶写得诗意盎然？罗伯-格里耶可能是一切作家里最好的静物画家！这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事实如此。罗伯－格里耶不仅是一位语言的宗匠，更是一位文字领域内的造型艺术家，他有最完美的画面感──他是一位（即使不说伟大）擅长创新的编剧和导演，他在电影方面的成功似乎只有玛格丽特·杜拉斯可与之媲美，他又是（在我看来）一位无声的音乐家，当他那些静止不动的意象一次次交替着重现，我仿佛听到一首奏鸣曲的主题在相互的争斗中变奏──真正把音乐的特性带入文字，安德烈·别雷以后，一人而已吧？
    转向文本，象其他后现代作家一样，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只面向自己，只与自己发生关系，文本的个部分相互伸达、交叉、混淆、消失，讲述的不是现实世界中发生的故事，而是关于艺术的时间和空间的事情──也就是说，几乎不讲述任何事情。
    这似乎不对！因为罗伯-格里耶偏偏钟爱最俗艳、最浪漫、最富煽惑力的题材：谋杀、侦探、偷情、战争，象其他后现代作家一样，他的艺术天平危险地向“通俗文艺”一边歪斜。然而他真的讲过一个完整的杀人案吗？或许至多不过是对读者的一种欺骗、一种写作策略，借助这诱饵来勾引读者去深入他那精心布置的语言迷宫吧？
    《在迷宫里》。对，这就是读罗伯-格里耶的感受，段与段之间的相似、相否定、相抵消，令人无所适从。什么是真相？没有真相，只有物品相互交叉的夹缝里闪出的蛛丝马迹，一切被传统小说详尽描写过的东西都被罗伯-格里耶有意省略了，他好象不是在写作一部小说，而是在为传统小说写一本“补遗”，他的小说在社会背景、人物性格、故事情节方面不置一词，隐含的意思仿佛在说：请参看巴尔扎克，请参看普鲁斯特，或者别的谁。大量的空白，大块的空间，套用时髦的哲学“话语”：罗伯-格里耶不是向读者灌输什么，倒象是在替读者开辟一块“公开场”──“林间空地”，在那里，读者终于不再只是被动地遭受书籍的压迫，于是，想象力跃跃欲振了。
    由于删除了不需要的东西，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比起小说来更接近诗歌（或其他非叙事艺术）──纯粹性，是在断然舍弃传统小说的必要之物以后赢得的奖赏。因此，他的景物也不再只是故事或人物的背景，而是获得了象诗歌中的意象一样的高度独立性。
    在罗伯-格里耶那里，并非不再有心理，只是心理已被投射到客观物上，而且不是复杂的、具体的情感，而是抽象的、单一的情感──如嫉妒、恐惧、迷惑等等，具有很强的象征能力──象征着后现代人类的基本的存在状况。
    对于从文学名著的丛林或泥沼里长途跋涉而来的有经验的读者，罗伯-格里耶的作品是一个桃花源，真是一种豁然开朗的清明。
    阿兰·罗伯-格里耶，１９２１年生于法国布勒斯特，在故乡，雪白的海浪、低飞的海鸥和隐藏着危险的多孔的岩石海岸深深印入他的记忆，将会在他所有的作品里闪烁光芒。１９４５年从国立农学院毕业，成为殖民地水果及柑橘研究所的工程师，在那里，他一边研究香蕉树的寄生虫，一边写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弑君者》（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罗伯-格里耶因病从非洲回到法国，在归途中写成了《橡皮》，以后很快得以发表，所以这部通常所谓“处女作”其实已是他的第二部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