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如何看待交易费用的社会功用”在今年5月13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后，收到了一些对张五常教授的话“感到句句是真理”的学界同仁的友情商榷。前些天，在西安召开的中国经济学第二届年会上，曾与《经济学消息报》的高小勇兄有一场十多个小时的友好而激烈的唇舌之争。在争辩中，深感到国内确有一批“五常门”的痴迷信徒。这一现象，显然与张五常先生的经济理论之深和他作为一个“性情中的”经济学家的Charisma有关。

    最近，经过反复研读和思考一些学界同仁以及自己的学生对那篇拙文的商榷意见，我感到，一些与我商榷的学人，抑或并没用认真读过我的“剑桥书简之五、之六”，抑或在理论上没有辨识出“预期的交易费用”与“实际的交易费用”这两个概念。事实上，诺思和张五常之所以在对人类历史中交易费用水平认识问题上的前后逻辑不一，也与他们二人均未能区分开这两个概念有关。

    这里，我们不妨还是从诺思思想中可能存在的一个长期困惑谈起。学界的许多同仁可能已注意到，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诺思及其合作者的实证研究表明，随着非个人化（impersonal）市场交换的发展以及在近现代历史上世界贸易的兴起，交易费用在发达国家GDP中的比重已大大增加了。例如，按照华勒士（John Wallis）和诺思于1986年的估算，从1870年到1970年间，在美国经济中，交易费用已从187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5%，上升到1970年的45%。在另一篇文章中，诺思也曾估计到，在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中，交易费用大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张五常先生也好像多次讲到，在香港这样的现代市场经济大都市中，交易费用可能要占其GDP的80％以上。

    尽管诺思和张五常教授均洞察到人类历史上随市场经济扩展有交易费用增长的一般趋势，但在他们对交易费用及其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历史研究和理论反思中，却似乎有一个他们自己也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地方。这就是，尽管诺思观察到了随着非个人化市场交换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以及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协调人们之间活动和维持合作的费用大大增加了，但他在198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却断言，在前现代社会中，交易费用太高。他还认为，这一现象可以用来解释历史上一些社会长期没有经济增长的原因。张五常先生显然也落在了这个困惑之中。

    基于人类学家格尔茨（C. Geertz）等人在1979年对北非一个叫 Sefrou 的地方的露天集市（Suq）的研究，诺思曾进一步推断到，在东方国家的集市经济（bazaar economies）和一些前现代社会中，由于缺乏相关法律制度及其有效实施机制，无有效的强制力量来实施合约，甚高的度量成本，委托关系（clientization）风险极大，以及人们常在一个很小的价格边际上讨价还价，等等，这一切“将导致一个很高的交易费用，并成了建立在精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持续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障碍”。

    诺思的这一论辩显然言之成理。然而，诺思这里所说的交易费用，显然主要是指“预期的交易费用”，而不是指“实际的交易费用”。当他说非个人化的交换在东方集市经济中和其它前现代社会中将会有很高的交易费用时，也显然是指“预期的交易费用”高。但问题在于，在传统的习俗经济中，由于长程贸易、期货、委托和信用关系是如此地稀少和罕见，人们对这些交换和贸易形式的预期交易费用高，并不就意味着现实的或者说实际的交易费用水平在这些前现代社会中就一定高。正如诺思本人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序：一个历史的引介”一文中所见，由于在前现代社会中的家族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熟人关系，个人忠诚，重复交换，深厚的本地社群内部的网络关系，共同宗教信仰和共同文化信念，以及集市经济中的当面现钱交易，与现代社会中主要是“陌生人”之间的“抽象”市场交换相比，在一些前现代社会和东方集市经济中，实际的交易费用可能要低很多。不然的话，诺思就不可能为他在其它地方中所说的随着现代“陌生人”之间市场交换的发展、熟人关系的断裂以及所伴随的有一个共同意识形态的社群的断裂和一套共同规则和信仰的断裂，交易费用和不确定性都大幅度增加这一判断自圆其说了。

    区分开了“预期的交易费用”和“实际的交易费用”这两个概念（小勇兄毋宁将之称为“隐性的交易费用”和“显性的交易费用”），就可以大致理解诺思和张五常在对历史上的交易费用认识中的困惑发生在那里了。正是因为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们对许多长程或非个人化的交换和贸易预期的交易费用太高，使这些交换、贸易和代理关系不能发生，结果使传统社会中的市场范围和程度非常有限，且市场基本上是本地的（local）。反过来，正是因为传统习俗经济中的市场是本地化的，交换是亲临的（personal），且大多是一次性的现钱当面交易，实际的交易费用在前现代社会中应该是非常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