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罗马人

在西方人眼中，希腊和罗马是他们文明和文化的祖先，而他们自己则继承了两位先人的遗产。这样，他们把关于二者的一切都冠以“古典”、“经典”之誉。其实，就连“古典”一名都是一份罗马的遗产，诸如classic, classique, klassisch这些有“古典”之义的西文词都源于拉丁词classicus。这个拉丁形容词原本是指称罗马公民的阶级分层的，意即“等级的”、“阶级的”，但又常常被用来特指最高等级的公民，而后世西方人把“最高等级的”这一引申义用在了他们认定的文化先祖身上，不能不说是出于一种对两种古代文明的顶礼膜拜心理。当然，希腊、罗马二者之间，希腊又是老师，但这并不意味着罗马这个学生没有自己的独创。希腊人一直自傲于自己的文明，把一切非希腊人均视为“蛮族人”。罗马人则在努力向希腊文明靠拢，虚心学习，极力树立和证实这样一种观念——除希腊人和罗马人外，其他人都是“蛮族人”——的同时，又时不时地把被他们征服的希腊人蔑称作Graeculus，即“小希腊儿”。罗马人对希腊人的正式称呼是Graecus，而Graeculus这一小称词的使用很难说没有包含罗马人在努力塑造自己文明的独特形象的用意。也许有人要试图概括二者的特色，诸如：希腊人善于哲思，罗马人长于政法；希腊人领文艺风骚，罗马人施武功治平；希腊人自由至上，罗马人纪律为先；希腊人是理论家，罗马人是实践者；希腊雕塑表现的是美的典范，罗马雕塑突出的是真的个性；希腊文像摇曳多姿的花丛，拉丁文如严阵以待的军队；等等，等等。但一切程式化的概括都有损伤真实的危险，具体情况要比概括复杂的多。抛开希腊且不说，光就罗马人的文艺而论，虽起步较晚，但好学的品性促使他们奋起直追，最后非但不输文采，而且全然能独树一帜。罗马人在载伐载治之际，允文允武，树立起了自己在后世西方人心目中的不朽而独特的形象。那么西方人又是怎样继承他们的文化祖先之一的罗马的遗产的呢？由来自牛津大学的古典学家理查德·詹金斯主编，集合了一批颇有学术造诣的古典学家、古代史家、考古学家、罗马法专家和艺术史家撰写的，并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马的遗产》（Richard Jenkyns ed., The Legacy of Rome: a new appraisal, Oxford, 1992）一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全面而细致的西方世界继承罗马遗产过程的历史图景。由主编詹金斯撰写的第一章也题为《罗马的遗产》，可谓是对罗马遗产西方传承史的全方位综述和评价，亦可谓全书详细内容的浓缩版。全书的最后一章是《罗马城》，詹金斯开篇之章的收笔之处也落在作为罗马文明发源地和中心的罗马城本身： “对于过去的深沉和多样，我们在罗马仍比在任何地方都能更加明显地感觉到。但这个城市如今是如此富有、吵闹和兴旺，以至于我们已经不容易感受到它那残破的伟大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见到它时所有的那种兴奋和悲哀，在今天也难得感觉到了。但罗马的影响仍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文明中，借用佩特的话说，它已经被吸收到我们的文明中，成为潜流。我们都是希腊人，但我们也都是罗马人。” 这一席话不光道出了詹金斯本人作为一个西方人，可能也切中了所有西方人对罗马遗产的切身感受：幽情、激情、悲情、深情，和作为所有这些感受的“一言以蔽之”式的表达——他们“都是罗马人”。而在他们继承罗马遗产的全过程中，这一切情感又剪不断、理还乱地纠缠在一起，成为促使他们继承和在继承中创新的巨大动力之一。如果说触发18世纪英国大历史学家吉本写作他的不朽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念头的是他在卡皮托林山上凝望罗马废墟，倾听朱庇特神庙中赤足修士晚祷之际的发思古之幽情的话，那么文艺复兴及其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人文主义者、教皇、各国君主及贵族狂热地搜求、收藏和模仿罗马艺术品的举动不能不说更多的是发自一种对古代遗产无上崇拜、心醉神迷的难抑激情。即便是在人们普遍认为古典传统中断了的中世纪，也不乏对罗马衰亡的悲悯和深情表露。距罗马不远的圣安德里阿的修士本尼狄克特对被教皇加冕为皇帝的撒克逊国王奥托一世访问罗马感喟不已，哀叹罗马不幸的运命：“你这个被那么多人征服和践踏的罗马，受难了；你还是撒克逊国王的俘虏，你的人民被用剑评判着，你的权力被剥夺一空，你在鼎盛时期战胜了许多人，你已经拥有节杖和最高的权力，你的美丽实在是太伟大了。”而奥托一世之孙奥托三世的导师、身为兰斯大主教的奥里亚克的盖尔伯特对奥托三世的溢美鼓舞之辞也同时流露出对罗马传统的一往情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是罗马帝国，我们威严的罗马皇帝是你，恺撒，承自希腊最高贵的血统，在帝国中超过了希腊人并用世袭的权利统治着罗马人，但你的天资和雄辩的口才都胜过任何人。”可见，罗马传统在中世纪并没有完全丧失，而是被作为一种具有正统象征意义的情结深藏于中世纪人的心中。若无这种情结之深藏的中世纪心理基础，但丁可能也不会成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和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也不会成为终结中世纪，开启古典文化复兴运动的时代枢纽。

在西方人眼中，希腊和罗马是他们文明和文化的祖先，而他们自己则继承了两位先人的遗产。这样，他们把关于二者的一切都冠以“古典”、“经典”之誉。其实，就连“古典”一名都是一份罗马的遗产，诸如classic, classique, klassisch这些有“古典”之义的西文词都源于拉丁词classicus。这个拉丁形容词原本是指称罗马公民的阶级分层的，意即“等级的”、“阶级的”，但又常常被用来特指最高等级的公民，而后世西方人把“最高等级的”这一引申义用在了他们认定的文化先祖身上，不能不说是出于一种对两种古代文明的顶礼膜拜心理。
当然，希腊、罗马二者之间，希腊又是老师，但这并不意味着罗马这个学生没有自己的独创。希腊人一直自傲于自己的文明，把一切非希腊人均视为“蛮族人”。罗马人则在努力向希腊文明靠拢，虚心学习，极力树立和证实这样一种观念——除希腊人和罗马人外，其他人都是“蛮族人”——的同时，又时不时地把被他们征服的希腊人蔑称作Graeculus，即“小希腊儿”。罗马人对希腊人的正式称呼是Graecus，而Graeculus这一小称词的使用很难说没有包含罗马人在努力塑造自己文明的独特形象的用意。也许有人要试图概括二者的特色，诸如：希腊人善于哲思，罗马人长于政法；希腊人领文艺风骚，罗马人施武功治平；希腊人自由至上，罗马人纪律为先；希腊人是理论家，罗马人是实践者；希腊雕塑表现的是美的典范，罗马雕塑突出的是真的个性；希腊文像摇曳多姿的花丛，拉丁文如严阵以待的军队；等等，等等。但一切程式化的概括都有损伤真实的危险，具体情况要比概括复杂的多。抛开希腊且不说，光就罗马人的文艺而论，虽起步较晚，但好学的品性促使他们奋起直追，最后非但不输文采，而且全然能独树一帜。罗马人在载伐载治之际，允文允武，树立起了自己在后世西方人心目中的不朽而独特的形象。
那么西方人又是怎样继承他们的文化祖先之一的罗马的遗产的呢？由来自牛津大学的古典学家理查德·詹金斯主编，集合了一批颇有学术造诣的古典学家、古代史家、考古学家、罗马法专家和艺术史家撰写的，并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马的遗产》（Richard Jenkyns ed., The Legacy of Rome: a new appraisal, Oxford, 1992）一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全面而细致的西方世界继承罗马遗产过程的历史图景。
由主编詹金斯撰写的第一章也题为《罗马的遗产》，可谓是对罗马遗产西方传承史的全方位综述和评价，亦可谓全书详细内容的浓缩版。全书的最后一章是《罗马城》，詹金斯开篇之章的收笔之处也落在作为罗马文明发源地和中心的罗马城本身：
“对于过去的深沉和多样，我们在罗马仍比在任何地方都能更加明显地感觉到。但这个城市如今是如此富有、吵闹和兴旺，以至于我们已经不容易感受到它那残破的伟大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见到它时所有的那种兴奋和悲哀，在今天也难得感觉到了。但罗马的影响仍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文明中，借用佩特的话说，它已经被吸收到我们的文明中，成为潜流。我们都是希腊人，但我们也都是罗马人。”
这一席话不光道出了詹金斯本人作为一个西方人，可能也切中了所有西方人对罗马遗产的切身感受：幽情、激情、悲情、深情，和作为所有这些感受的“一言以蔽之”式的表达——他们“都是罗马人”。而在他们继承罗马遗产的全过程中，这一切情感又剪不断、理还乱地纠缠在一起，成为促使他们继承和在继承中创新的巨大动力之一。如果说触发18世纪英国大历史学家吉本写作他的不朽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念头的是他在卡皮托林山上凝望罗马废墟，倾听朱庇特神庙中赤足修士晚祷之际的发思古之幽情的话，那么文艺复兴及其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人文主义者、教皇、各国君主及贵族狂热地搜求、收藏和模仿罗马艺术品的举动不能不说更多的是发自一种对古代遗产无上崇拜、心醉神迷的难抑激情。即便是在人们普遍认为古典传统中断了的中世纪，也不乏对罗马衰亡的悲悯和深情表露。距罗马不远的圣安德里阿的修士本尼狄克特对被教皇加冕为皇帝的撒克逊国王奥托一世访问罗马感喟不已，哀叹罗马不幸的运命：“你这个被那么多人征服和践踏的罗马，受难了；你还是撒克逊国王的俘虏，你的人民被用剑评判着，你的权力被剥夺一空，你在鼎盛时期战胜了许多人，你已经拥有节杖和最高的权力，你的美丽实在是太伟大了。”而奥托一世之孙奥托三世的导师、身为兰斯大主教的奥里亚克的盖尔伯特对奥托三世的溢美鼓舞之辞也同时流露出对罗马传统的一往情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是罗马帝国，我们威严的罗马皇帝是你，恺撒，承自希腊最高贵的血统，在帝国中超过了希腊人并用世袭的权利统治着罗马人，但你的天资和雄辩的口才都胜过任何人。”可见，罗马传统在中世纪并没有完全丧失，而是被作为一种具有正统象征意义的情结深藏于中世纪人的心中。若无这种情结之深藏的中世纪心理基础，但丁可能也不会成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和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也不会成为终结中世纪，开启古典文化复兴运动的时代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