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罗马的遗产”

大厦戴上穹窿顶，大街竖起凯旋门，并不一定真是继承罗马精神。即使有人在上海建造了“罗马广场”、“欧洲花园”等新楼盘，也只能一笑了之—— 　　多读西方古代历史，常常隐约感到历史上有“两个罗马”。一个是“罗马文化”，戏剧、诗歌、哲学、建筑和宗教，这是她们从希腊输入的，“文艺复兴”以后，成为西方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支柱；另一个是“罗马帝国”，这是罗马人独有的，是罗马人依靠自己的法律、将士和兵器，用铁、血、火的力量打出来的。所谓“罗马的遗产”，一种是柔性的“文化”，一种是刚性的“帝国”。如果人类真的能够区分文明的两面性，那我们显然应该只继承“罗马的遗产”中的“文化”部分，而彻底抛弃由单一民族来统治全世界的“帝国”理想。《罗马的遗产》（［英］理查德·詹金斯编，晏绍祥、吴舒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是明白这一点的。作者们用新近历史学的“文化史”方法来写作，对罗马的美术、语言、文学、建筑和宗教等“文化遗产”作了清理。本书作者们注意的都是“文献”、“牧歌”、“诗歌”、“戏剧”、“修辞学”、“艺术”、“建筑”、“语言”、“法律”（均为本书章节标题）等内容。这些都是“罗马的遗产”中最值得珍视的部分，没有这些“古代文明”，如今的人类文明便会更加乏味和枯燥。本书的主编理查德·詹金斯特别强调说，“古代文化”确实对20世纪的现代文化起了作用，但是“它们都是希腊的，而非罗马的”。作者的意图很明显：对历史有益的罗马文化，其实是那些希腊形态的文化艺术，而不是罗马帝国的军事和暴力。《罗马的遗产》的作者们适时地提醒我们说：以罗马为徽号的自豪，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现象。理查德·詹金斯说：“罗马的影响只是装饰性的”，也就是说：后人自称的“罗马”，其实都是“扯大旗作虎皮”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罗马”在西方人心目中的辉煌，引导了无数的光荣和梦想。罗马衰落前后，君士坦丁堡曾经自称是“东罗马”、“第二罗马”；以后，皈依东正教的莫斯科号称“第三罗马”；德意志的腓特烈大帝企图建立“神圣罗马帝国”；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要把巴黎建成“新罗马”；俄罗斯的彼得大帝要把圣彼得堡建成“北方罗马”。还有后世琅琅上口的说法：“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条条大道通罗马”……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声张，本书作者们显然不愿意今天的西方接受这样的“罗马的遗产”，所以只字不提。现代西方文明的制度，确实有不少是继承了拉丁文化而来的。举凡宗教、艺术、建筑、军事、政治、法律、习俗等，无不受到罗马的影响。今天在欧洲旅行，教堂、广场、桥梁、城堡、市政厅的建筑，都是罗马样式的，这些在《罗马的遗产》中都有详细叙述。然而问题是：大厦戴上穹窿顶，大街竖起凯旋门，并不一定真是继承罗马精神。巴黎还是巴黎，莫斯科还是莫斯科，虽然攀附上了“罗马”，可能会在心理上感到了文明。这里的“罗马”已经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文化象征。本书的作者之一查尔斯·戴维斯说：这样的“认同”心理，满足了中世纪的“虚荣心”，“让正在兴起的蛮族感到自己是古代文明的一部分”。可是，这样的“虚荣心”和“帝国心态”有所区别，毕竟还是文化行为，属于“向善之心”。所以，如果有人在上海建造了“罗马广场”、“欧洲花园”等新楼盘，也只能一笑了之。最应该警惕的，还是那个阴魂不散的“罗马帝国”的霸权主义心态。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可以坚持，平等和人权的主张更应该维护。但是，不能用一个民族，一家政权的暴力和军事来完成。全球化的世界里，应该用各民族协商、跨文化对话的方式解决利益冲突，而不能用“罗马帝国”式的征服来解决。二千多年前，罗马帝国吸纳了希腊文明，代表了“古代文明”。经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欧洲独家继承了“罗马的遗产”，从近代意义上说，“罗马的遗产”成了“西方的财产”。如今，殖民后的美洲和变革中的东欧，都自称是罗马的文化后裔──“西方”。二千年来，从周秦到汉唐，中国一直也是一个广大的东方帝国，“中华”和“罗马”，并称两大文明体系。在近代，能够和“西方”并称的仍然是“中华”。按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引用的统计：全世界汉语（包括国语、吴、粤、闽、客家等方言）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是18.8％；西语（包括英、法、德、葡、西，未包括北欧诸语种和斯拉夫、俄罗斯语）人口则占了20.8％。当我们笼统地指称“东方”与“西方”，合并文化同类项，最后剩下的确实只有“中国”和“罗马”等少数几个核心文明了。 “罗马帝国”于西方，如同“汉唐盛世”于中华。中国的经济力量正在崛起，西方也有很多传统利益要维护，冲突是难免的。对于“西方”和“中国”这样具有“帝国”传统的文明而言，如何接受古代遗产中良善的“文化”部分，避免重蹈“帝国主义”覆辙，避免两大帝国的再次冲撞，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东西方各民族都放弃“帝国”霸权的理想，一个协商讨论，真正统一的人类共同体才有可能建立。

大厦戴上穹窿顶，大街竖起凯旋门，并不一定真是继承罗马精神。即使有人在上海建造了“罗马广场”、“欧洲花园”等新楼盘，也只能一笑了之——

　　多读西方古代历史，常常隐约感到历史上有“两个罗马”。一个是“罗马文化”，戏剧、诗歌、哲学、建筑和宗教，这是她们从希腊输入的，“文艺复兴”以后，成为西方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支柱；另一个是“罗马帝国”，这是罗马人独有的，是罗马人依靠自己的法律、将士和兵器，用铁、血、火的力量打出来的。所谓“罗马的遗产”，一种是柔性的“文化”，一种是刚性的“帝国”。如果人类真的能够区分文明的两面性，那我们显然应该只继承“罗马的遗产”中的“文化”部分，而彻底抛弃由单一民族来统治全世界的“帝国”理想。

《罗马的遗产》（［英］理查德·詹金斯编，晏绍祥、吴舒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是明白这一点的。作者们用新近历史学的“文化史”方法来写作，对罗马的美术、语言、文学、建筑和宗教等“文化遗产”作了清理。本书作者们注意的都是“文献”、“牧歌”、“诗歌”、“戏剧”、“修辞学”、“艺术”、“建筑”、“语言”、“法律”（均为本书章节标题）等内容。这些都是“罗马的遗产”中最值得珍视的部分，没有这些“古代文明”，如今的人类文明便会更加乏味和枯燥。本书的主编理查德·詹金斯特别强调说，“古代文化”确实对20世纪的现代文化起了作用，但是“它们都是希腊的，而非罗马的”。作者的意图很明显：对历史有益的罗马文化，其实是那些希腊形态的文化艺术，而不是罗马帝国的军事和暴力。

《罗马的遗产》的作者们适时地提醒我们说：以罗马为徽号的自豪，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现象。理查德·詹金斯说：“罗马的影响只是装饰性的”，也就是说：后人自称的“罗马”，其实都是“扯大旗作虎皮”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罗马”在西方人心目中的辉煌，引导了无数的光荣和梦想。罗马衰落前后，君士坦丁堡曾经自称是“东罗马”、“第二罗马”；以后，皈依东正教的莫斯科号称“第三罗马”；德意志的腓特烈大帝企图建立“神圣罗马帝国”；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要把巴黎建成“新罗马”；俄罗斯的彼得大帝要把圣彼得堡建成“北方罗马”。还有后世琅琅上口的说法：“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条条大道通罗马”……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声张，本书作者们显然不愿意今天的西方接受这样的“罗马的遗产”，所以只字不提。

现代西方文明的制度，确实有不少是继承了拉丁文化而来的。举凡宗教、艺术、建筑、军事、政治、法律、习俗等，无不受到罗马的影响。今天在欧洲旅行，教堂、广场、桥梁、城堡、市政厅的建筑，都是罗马样式的，这些在《罗马的遗产》中都有详细叙述。然而问题是：大厦戴上穹窿顶，大街竖起凯旋门，并不一定真是继承罗马精神。巴黎还是巴黎，莫斯科还是莫斯科，虽然攀附上了“罗马”，可能会在心理上感到了文明。这里的“罗马”已经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文化象征。本书的作者之一查尔斯·戴维斯说：这样的“认同”心理，满足了中世纪的“虚荣心”，“让正在兴起的蛮族感到自己是古代文明的一部分”。可是，这样的“虚荣心”和“帝国心态”有所区别，毕竟还是文化行为，属于“向善之心”。所以，如果有人在上海建造了“罗马广场”、“欧洲花园”等新楼盘，也只能一笑了之。

最应该警惕的，还是那个阴魂不散的“罗马帝国”的霸权主义心态。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可以坚持，平等和人权的主张更应该维护。但是，不能用一个民族，一家政权的暴力和军事来完成。全球化的世界里，应该用各民族协商、跨文化对话的方式解决利益冲突，而不能用“罗马帝国”式的征服来解决。

二千多年前，罗马帝国吸纳了希腊文明，代表了“古代文明”。经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欧洲独家继承了“罗马的遗产”，从近代意义上说，“罗马的遗产”成了“西方的财产”。如今，殖民后的美洲和变革中的东欧，都自称是罗马的文化后裔──“西方”。二千年来，从周秦到汉唐，中国一直也是一个广大的东方帝国，“中华”和“罗马”，并称两大文明体系。在近代，能够和“西方”并称的仍然是“中华”。按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引用的统计：全世界汉语（包括国语、吴、粤、闽、客家等方言）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是18.8％；西语（包括英、法、德、葡、西，未包括北欧诸语种和斯拉夫、俄罗斯语）人口则占了20.8％。当我们笼统地指称“东方”与“西方”，合并文化同类项，最后剩下的确实只有“中国”和“罗马”等少数几个核心文明了。

“罗马帝国”于西方，如同“汉唐盛世”于中华。中国的经济力量正在崛起，西方也有很多传统利益要维护，冲突是难免的。对于“西方”和“中国”这样具有“帝国”传统的文明而言，如何接受古代遗产中良善的“文化”部分，避免重蹈“帝国主义”覆辙，避免两大帝国的再次冲撞，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东西方各民族都放弃“帝国”霸权的理想，一个协商讨论，真正统一的人类共同体才有可能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