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养成了一个习惯，总喜欢先读序言和后记。拿到方英文的新著《燕雀云泥》，我就先看了作者的自序。自序里，作者借用一个典故，说当年陈胜未起事前，对伙伴说：苟富贵，毋相忘。伙伴耻笑他，认为他哪可能回有富贵的日子！陈胜慨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作者说：大约是从这儿开始，“燕雀，成了凡夫俗子的代名词。鸿鹄，则成了英雄俊杰的同义语”。这也成为国人常挂在口边的一句名言，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就是要做鸿鹄，成为人上人；耻做燕雀，成为人下人。作者在自序里紧接着说，如果我们只看见“天上仅有几只雄鹰天鹅飞翔，而看不见成群结队的，像人民群众一样多的燕子麻雀，那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我非常赞同作者的这一观点。因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在我们祖先占主流位置的思想资源里，缺乏的正是这一为普通民众的精神依持所共适的价值凭借，所以我们为了争当鸿鹄--人上人，不惜将人所具有的血腥和智慧结合起来，将自己雕塑成为善于踩在别人肩膀上向上攀缘的高手。
    以常人的观点，一个人活得是否成功，标准是什么呢？他若在政界混，就看他当官当到多大；他若经商，就看他挣钱挣到几位数；他若是艺术界人士，则看他的名气能排第几。这样的一种价值追寻，使普通民众一生都处在失败感之中，因为在如此的价值体系里你总是将自己放在一个参照系下，仰头看着你身边的人，的确，你身边总有人活得比你更有权、更有钱、更有名。但在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西方人的价值体系里，个我的精神世界往往很自足。不同文化的差异是很有趣的。
    但在国人的价值观里，对于平民价值理想的否定是很强大的。实在说来，能做大官挣大钱出大名的人毕竟很少，大多数是普通民众，属于方英文所说的燕雀之类。但燕雀之类的人民群众却没有为自己树立起自足的价值观，而且一生总是在仰望高飞在上的鸿鹄，一生都在遗憾自己失去原本也可能做鸿鹄的机会，自己可能会展翅的高度。岁月蹉跎，生命流失，生命留下的只是嗟叹，而没有在燕雀的位置上感到的快乐。所以，方英文在他的散文集《燕雀云泥》里透露出的自觉的平民化视角是很切中时弊的。一个作家自觉地将自己看作平民的一分子，并且为他们去言说，在我们的价值观里是鲜见的。中国人自古以来，不乏济苍生、救危难之士，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正义冲动的杜甫，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在他们的时代，他们强烈的人道关怀和同情，无疑创造了那个时代夺目的光辉。但由于他们所受的时代的限制，他们不可能以平民的视角看取社会生活，而大都是站在众苍生之上的怜悯和同情，就是说，对苍生和民众的关注，成为自己实现远大抱负和目标的手段和途径，而不是目的本身。尽管诗人本身或许也是悲惨的，但他的眼光却始终是外向的，而不是内向的，不是自适的。我们民族很少有自适的价值观，所以我说英文在作品中的这种“燕雀亦乐”的自然书写，很是招人喜欢的。
    英文作品的风格，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的幽默风格。在他的幽默风格里透出来他的自适自足的写作心态。这种心态使他极易发现日常生活中的乐趣，极易捕捉生活中有意思的事情。在这些琐碎的事情中，他总是能找到让人发笑的东西，笑后你还不能忘怀这个事件，还能有不少思想上的收获。比如，他信笔拈来的一件小事：一日，他借朋友的小车去车站拉书，顺便交待，朋友是画家。然后他笔锋一转说 “画家比作家富有，西安的许多画家都有私车，而作家却无一人有车。如果有来生，我或许也要学画画的，哪怕专画屎克螂”。在这个看似闲笔的叙写里，隐藏着让人发笑的笑料，又暗含着对某种世风的一种讽喻。《不支持电视事业的下场》这篇散文，标题就是好笑。文章说某电视台的谈话节目，请他做嘉宾，他推三推四地不愿做，最后电视台搬了他的一个好友当说客，他不得已才勉强答应。拍摄时间约好早晨十点摄制组到他家，说好之后，他感到不妙。十点拍完刚好赶上午饭时间，自己不请人家未免失礼，请吧又太不划算，原本不愿干的事最后还要破费请人吃饭。于是就改时间到下午一点半。到时来了四个彪形大汉，他暗自庆幸自己决策的英明，不然，这四位吃他三百元也打不住。在拍摄中，这彪形大汉中的一位因他的一句话而高兴，一使劲竟坐断了他价值千元的沙发，最后自己挨了老婆一顿臭骂。这就是不支持电视事业的下场。英文在他的温和的幽默里，不仅常常对社会世风对身边的人和事透出温婉的讽喻，而且常常透出自嘲和反讽。像上述这件事，就是作者在描写社会时的一种自嘲。自嘲里含有某种无奈和机智，含有对自我的一种超越。它将自我作为了一种对象而审视，似乎笔下的作者不是作者本人，而是另一个自己，他在冷静地看着这个自己又熟悉又陌生的人，他觉得他在许多方面很好笑很愚笨很有意思，它忍不住打趣他，嘲笑他，讽刺他，看着他身上的毛病和缺点，觉得好玩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