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普鲁塔克的实践伦理学作品？这些篇目是否如许多哲学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价值相对较低？哲学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理解普鲁塔克撰写这些篇目的意图，尤其是它们的潜在读者究竟是哪些人。普鲁塔克在许多篇目中，都向读者交代了他的直接写作对象。例如，《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的同名篇目是一篇即兴演讲，普鲁塔克在开篇就告诉了读者，该文的直接听众是一位名为科尼利厄斯（Cornelius Pulcher）的执政官（131页）。遍览《道德论丛》的各篇文章，有许多都献给了罗马帝国中的官员和贵族，或是帝国治下属国的王子（如“如何区分真朋友和谄媚者”这一篇的直接收信人就是这一身份，参见152页）。这些人和普鲁塔克本人的身份相仿，都是罗马帝国中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他们往往受过很好的教育，尤其是哲学教育。因此，普鲁塔克可以在文章里频繁引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塞涅卡等哲学家的观点，而无需加以详尽解释。这些帝国精英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同样需要面对诸多困惑和挫折。普鲁塔克试图在《道德论丛》用哲学为他们提供指引，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更好的生活”，并不一定是哲学生活。在这一点上，普鲁塔克和柏拉图以降几个世纪的哲学传统颇为不同。无论是柏拉图，还是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塞涅卡等哲学家，都认为哲学生活高于世俗生活（其中包括政治家致力于的公共生活），并希望让读者从此前的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投入到哲学沉思中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上述哲学家都分别塑造出了一套哲学生活和世俗生活之间的对立。由于笔者在同一系列的“索非亚文库”中负责选译了塞涅卡的《道德书简》（Epistulae Morales ad Lucilium，预计明年出版），因此就主要以该书为例。在这部写给友人兼学生路奇里乌斯（Lucilius）的作品中，塞涅卡事无巨细地讨论了自己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饮食起居到所思所想，可谓无所不包。正如与普鲁塔克同时代的史学大师塔西佗在《编年史》（Annales）中描述塞涅卡之死时敏锐捕捉到的那样，塞涅卡是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塑造为一种榜样人生，供同时代人和后世读者模仿学习（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2009，556页）。《道德书简》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在塞涅卡笔下，当下流行的世俗生活极端腐败堕落，充满了奢侈、酗酒、日夜颠倒等不自然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反，塞涅卡本人的生活则相当符合自然，欲望得到节制，心灵安宁祥和。在塞涅卡看来，在他所处的时代，必须借助哲学的力量，才能超脱前一种生活，过上后一种生活。因此，他对路奇里乌斯或任何读者的期待，就是希望他们通过阅读这本书，来模仿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能过上哲学家的生活，践行美德。除了塞涅卡外，在哲学上对普鲁塔克影响最深的柏拉图，也同样勾勒了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立。可以说，整部《理想国》所展现的“运动”，就是从第一卷中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世俗道德观念出发，向着第六卷和第七卷中塑造的哲学家生活和在哲学层面上对善好与正义的重新理解逐步推进。虽然说后者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囊括了前者（而非彻底否定了前者），但也明显是对前者的超越。苏格拉底希望对话者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走向哲学生活。或者用《理想国》中最著名的洞穴喻来说，就是离开昏暗的洞穴，去观看洞穴外真实的世界。

  然而，普鲁塔克并不对读者有这样的期待，他也并没有在《道德论丛》中的这些实践伦理学篇目中引导读者走向哲学生活。无论普鲁塔克在内心之中是不是认为哲学家的生活比普通人的生活更为卓越，他在这些篇目中都只为自己设定了相对比较有限的目标：他希望读者能在一定程度的哲学反思的基础上，重新思考自己的处境，并改善当下的生活。和绝大多数时代一样，当时罗马帝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也需要面对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公共事业等各个方面的困惑和挫折，需要摆脱焦虑，获得心灵的安宁。从罗马共和国晚期以降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基本也都试图回应这些问题，努力让人们的生活得到某种意义上的改善。例如，伊壁鸠鲁学派主张追求享乐生活，希望直接逃避各种困境与苦难。斯多葛学派则恰好截然相反，强调要压制享乐的欲望，认为必须修炼灵魂和心性，努力忍受艰难困苦。普鲁塔克所持有的立场，可以说位于这两种方案的中间。他主张以哲学为指引，让人们更好地应对挫折和困难，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利用哲学所提供的智识资源，改善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