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
  《去北川》不仅记述了北川的重建过程与历史文化，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兼具人文关怀与学术深度的作者形象。该书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但又不拘泥于严格的学术框架，通过亲历性叙事，展现了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生活片段，表现了作者对羌族文化的深刻挖掘和对人性的深入观察，揭示了北川人在剧变中不变的文化结构和精神力量。该书不仅是对北川的记录，更是对人性、文化与社会变迁深刻而诚恳的省思。


  潘凯雄
  近年来，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去北川》在此背景下独树一帜，是一部自有其风格的纪实文学。《去北川》的创作特色与作者的特殊身份紧密相关，在北川挂职的刘大先既是亲历者、决策者，又是任职时间有限的“临时工”，同时具备民族文学研究的专业背景，作品因此呈现出质朴接地气的亲历描述与深入理性的学术探究两种特质，成为一部集深度田野调查、文学性书写与学术性研究于一体的复合式纪实文学作品。


  梁鸿鹰
  《去北川》通过详尽描绘北川的地理特征与人文传统，构建了一个立体全面、真实可感的空间，展现出北川人民坚忍不拔的精神风貌与文化传承。作品体现了作者多重身份的融合，一方面是作为亲历者与观察者的深度介入，另一方面是以自身的学术积累与生活体验为基础，对社会生活加以审视和分析，同时融入个人农村生活记忆以进行社会学对比，增添了文本的丰富性与趣味性，语言生动、意象丰富，实现了故事的生动讲述与个人情感的真诚流露。


  贺绍俊
  刘大先在《去北川》中摒弃了传统学者的旁观者身份，选择全身心投入到北川生活中，力求成为北川社会结构中的一员，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与北川人同行同感，还以北川人的视角反思学者角色，并在此过程中深切体会到北川人民在逆境中重生的力量，实现了个人思想的充实与升华。通过“在路上”的叙事策略，作者探讨了时间的流动性与文化的动态性，并认为在快速变化中捕捉“现在”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去北川》既是对作者个人心灵旅程的忠实记载，更是对中国故事讲述方式的探索与实践。


  丁晓原
  《去北川》融合了学术著作的严谨性与非虚构文学的情感深度，展现出宽广的视角和深刻的叙事，成功吸引了读者对北川的深切关注。作者不仅亲历并记录了北川的重建与变化，还将个人经历与北川的集体记忆相交织，构建出“我的北川”与“北川的我”的独特双重视角，使得作品兼具时代性、历史性和个人性。书中“我”所做出的叙事，既是作者的自我表达，也是与北川的相互映照、相互发现，这种互文性构建出了一个不可复制的叙事空间，赋予作品深刻的文化与哲学意涵。


  陈福民
  刘大先的学者身份，使其作品在题材处理上独树一帜，既非外来者的冷眼旁观，亦非纯粹的研究报告，而是一种主体谦卑下沉的姿态，反映出新时代知识分子深入生活、认真体验的学术态度，在写作技巧上提供了泛百科全书式的新颖尝试。更重要的是，《去北川》通过作者对生活真实而深刻的拷问，触及了个体在不同生活面向中的存在状态，展示了对生活本质的严肃思考与真诚探寻，这种对真实不妥协的追求在当代写作中显得难能可贵。


  陈东捷
  《去北川》的行文中交织着三重话语体系，一是紧扣灾后重建情况的叙事话语，不仅记录北川物理层面的重建，更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体现了作者对北川人生活的深度观察与参与；二是学术话语，彰显作者的学者身份，展现其学术深度与个性化思考；三是个人化或文学性话语，透露出作者对故乡的复杂情感及对北川生活经历的珍视，暗含了一种知识分子主动投身基层、在实践中求知与自我塑造的精神追求。《去北川》不仅是对北川的观察和记录，也是作者作为一名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在知识、经验和精神层面上的自我重建之旅。


  刘琼
  《去北川》是一部反映震后北川生产生活现状、兼具思想深度与问题意识的文化报告，展现了北川在灾后重建中的社会发展及其独特的符号意义。作品融合了报告文学与学术随笔的写作风格，以第一人称视角细腻记录了北川的历史、现实与人民生活，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民本情怀与温暖情感。《去北川》不仅是对北川重生的见证，更是对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下地方文化与社会变迁的深刻洞察，彰显了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服务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黄德海
  《去北川》通过穿插其间的历史叙事，将读者引领至北川的多重维度：古诗和史诗中的北川，承载着人民向往和平生活的愿景；震前的北川，是广大民众努力拼搏的美好家园；新北川则与时代齐头并进、快速发展，积极寻求自身的独特新貌。三重北川交织，构筑了《去北川》中丰满的北川形象。此外，刘大先在书中的自我定位也引人深思，作者在挂职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中寻求动态平衡，展示出对现代性与历史性的双重追求，记录和书写了在变动中不断自我塑形的北川与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