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北川》用了一种不那么彻底的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文化人类学由于学科性质的规定性，它的研究方法有田野调查、背景分析、跨文化比较、主位与客位研究、小传统与大传统研究等，这些方法在《去北川》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应用。


《去北川》
刘大先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刘大先纪实文学《去北川》：“在世界行走，为北川停留”

文/孟繁华
  初读大先《去北川》的序言，他说：“长期以来，北川似乎像无数县城一样默默无闻，直到新世纪以来出现了几个关键性的事件。2003年成立羌族自治县，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受灾，2018年7月31日退出贫困县序列，2021年2月21日根据中央1号文件精神，全面进入到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途中。正是在此期间，我从北京来到了北川，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样的讲述方式和他在北川的工作内容（比如他要打造一台实景禹羌文化演出、加大《少年禹传奇》城市超级IP应用和推广力度、办好《走北川》大型实体体验剧等），让读者看到的不仅是事，更是文字背后站立的那个人——这个人就是古代士阶层兼善天下情怀在当代知识分子的回响。

  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刘大先写作《去北川》的方法。可以说，他是用了一种不那么彻底的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这毕竟不是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但这个方法使《去北川》与我们常见的“新山乡巨变”写作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人类学由于学科性质的规定性，它的研究方法有田野调查、背景分析、跨文化比较、主位与客位研究、小传统与大传统研究等，应该说，这些方法在《去北川》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应用。作品开篇就是羌族古歌《尼萨》，在这个古歌里，我们发现，古代羌族是一个有敬畏的民族，人的地位没有那么高，人是由神管着，这一点非常重要。李泽厚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比较其他文化来说，在中国文化里，人的地位就很高。天地人三才，人可以跟天地并列，可以“参天地、赞化育”。人能够参与天的运作。20世纪80年代一个反传统的学者说，中国文化最大的缺点、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地位太高了，所以必须把基督教引进来，人必须在上帝面前悔罪，认识自己有原罪，不要把自己的地位估计得那么高。《圣经》里没说人能够参与上帝的工作，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嘛，人能起什么作用呢？李泽厚未必同意这个观点，但认为他抓住了一个要害。他又说，中国知识分子到现在为止，说他是信神呢，有时候又不信，说他不信神呢，有时候又信。还是孔老夫子讲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的时候就相信是有这个神明在的，但不祭的时候也就不想了，所以墨子说儒家是“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对文学创作来说，对人的评价过高，是现代以来的事情。我们说“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定胜天，人是不可战胜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人的膨胀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特别是现代工业化的急剧发展，人的贪婪欲望几乎难以遏制。人对自身过高的估计，使之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终于自食了恶果。因此，当我们强调“文学是人学”的时候，首先要强调人的有限性，强调人失去敬畏之心是多么的可怕。

  《去北川》的特别，我想大概有这样几点：首先是作者的亲历性。刘大先曾挂职北川副县长，分管文旅工作。工作性质使大先对北川的情况有了细致的了解。他的工作就是他田野调查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对文化人类学知识有专业训练的学者，他敏锐捕捉了羌族古歌《尼萨》、羌族英雄史诗《泽基格布》、羌族民间叙事诗《木姐珠与斗安珠》、羌族史诗《羌戈大战》、羌族民间故事《大禹王》《北川民歌》、羌族开咂酒曲子以及当下的招牌语等等。每个章节带有知识考古学的“题记”，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在这些或是典籍记载或是口口相传的地方性知识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老的羌族时间里的沧海桑田，同时也在作者的发掘中看到了被遮蔽的羌族文化的发展延续以及它在中国文明大传统中的小传统。我想，如果不是对文化人类学有训练的学者，看北川、写北川是很难从这个角度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