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北川》行走在新北川的大地上，遨游于北川的历史中，融合了古老传说、民俗风物记忆、人类学研究等方式，用“跨越曲山关”“关山夺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年’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母广元”“新一代青年农民创业代表小侯”等发生在北川大地上的平凡生动的事例，来直面书写北川的涅槃新生和飞跃式变革，作者独树一帜的文本构建和荡气回肠的笔墨挥洒，有比虚构更直击人心的力量。

  今天，给大家带来《去北川》作者刘大先的创作谈。


《去北川》
刘大先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追求一种“有用”的写作

文/刘大先
  一滴水融入江海之中才不会干涸，一粒种子播种于丰厚的大地才能发芽生长，一个人只有投身于社会与时代的洪流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同样，文学也需要同民众生活结合在一起，成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孤芳自赏地沉溺在形式审美与个体修辞之中，如此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永葆鲜活的生命力。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严肃的文学家不屑于言及文学的社会功能，似乎那样就将文学工具化了。这种讲求审美自律的“纯文学观”有其道理，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作为公共性文化产品，文学从来不可能完全个人化，除非它不谋求发表与出版，也完全不在乎读者的声音。文学是个人的，但必然通向更开阔的空间，有它关于理想读者的想象与文学史位置的期待。因而，文学作为一种实践，对作者而言，可能是载道、言志、抒情、排遣苦闷、干谒名禄、美学创造；对读者而言，可能是教育、认知、启迪、娱乐、宣传；对社会而言，可能是文化建构、历史记录、现实见证、未来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表达与经世致用、审美创造与功利实用、艺术创新与文化传承，都是文学的内在维度和侧面。

  我写非虚构作品集《去北川》（上海文艺出版社），源于一个素朴的想法——作为一名挂职干部，北川和北川人民需要什么？对于能力与驻留时间都有限的我来说，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想对他们“有用”，那才能证明我的“有用”。我知道，在绝大部分普通人眼中，文学离生活太远了，对他们最关心的民生福祉没有直接作用。基于这样的素朴认知，你是无法用“无用之为大用”的高蹈言辞去一言以蔽之的。用学院派的语言与普通百姓对话，只能证实你的不切实际、脱离生活。所谓文学的人民性，正体现在这里。事实上，基层的日常工作也让我不可能有任何的闲情逸致，那种繁忙与火热的生活排斥苍白与虚浮。

  我的写作初衷首先是对北川人民有用。什么叫有用呢？很多人知道北川，但一般都停留在过去的印象中，那是一块曾经饱受地震灾难的土地，此外则不甚了了。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16年了，新北川早已凤凰涅槃般从创伤中恢复，并且展现出崭新的面貌，它不再是曾经闭塞、落后的样子，而是充斥着以科技与文化为底色的新质生产力元素。这是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它值得被看见，值得被铭刻，这里的人们也需要被看见，渴望被书写。北川正在打造城市IP，发展生态文旅产业，当务之急是做好宣传，以通俗形象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这块地方，理解它的人民与文化。

  然后是对其他人也有用。当下，人们的注意力与时间格外宝贵，总希望阅读能带来收获：或得到生理上的消遣，或得到情感上的舒泄，或得到知识上的教益，或得到思想上的启迪、精神上的愉悦……写作者应该考虑自己能给读者提供什么，而不是先想着一己的表达。一个读者为什么要读一本写陌生地方的书？如果没所得的话，那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去倾听与解读一个毫不相干之人的心思与表述。我能给北川之外的读者提供的，就是对北川方方面面进行的总体性勾勒，它的地理历史、山川河流、物产人文、民俗风情、连续的传统与当下的变化。当然，这种“总体性”未必全面，只是一家之言，只不过我采用的是一种“总体性”的视角。这样的话，人们对于这个西南山地的羌族自治县，至少可以有一个知识性的导览，同时对于北川的风景与人也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或许还能取得认知上的突破，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群人、这样一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