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要对自己有用，这是显然的。在世界各地许多族群的文化中，常常存在这样一种传统：少年的成年礼就是要进行一番游历，离开原先熟悉的环境，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深入他者文化中去体验和经历生活。当他再次归来时，便会发现自己的变化。在与他者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甚至交锋的过程中，他不断调试自己，获得成长。在北川的12个月，于我而言，就是那样的成长。对它的书写是一种内在欲望。记录下自己在陌生空间与文化中度过的一段岁月，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它是人生的旅痕、生命的印迹、存在的确认。我在北川坚持每天记日记，起初只是一种个人习惯，真到起意写一本书，却发现那些日记并无用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有无数琐碎的细节，经验中的碎片如果不经过整理与修葺，不组织成“有意味的形式”，不过是一堆终将沉入忘川的记忆冗余。通过写《去北川》，我反倒将一段人生用文字的形式锚定下来，赋予时间和生活一个可读的形象。

  但是，问题在于怎样找到那种“有意味的形式”？换句话说，怎样才能把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尽可能完整地用文字组织起来？北川处于龙门山断裂带，其西属岷山山脉，峰峦起伏，是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自然过渡的地带，汉羌藏回杂居，文化带有杂糅性，要写出这个地方的人、事、物，传统与当下，很难孤立讲述某个故事。事实上，任何单一的故事都无法涵括某个地方社会的复杂性。如果简单地就事论事进行描述，难以全面而清晰地定位其特色、呈现其形象。因此，我所着墨的是北川县的历史、文化、风景、物产、居民、情感结构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旨在勾勒一幅包含多元线索、多样性因素、多种复杂社会关系的图景，当然还有其中所体现出的社会变迁。与专业作家不同，我早年研究人类学的经历，帮助我形成了一种准人类学的隐形思维，让我得以拥有一个整体、多元、动态的视角，去打量并走进这片土地。事实上，文学作品与人类学著作并不矛盾，像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这样的著作，无论从文笔还是结构而言，都是绝佳的文学作品。

  巧合的是我正好在北川待了一个人类学周期。人类学研究要求学者亲身体验并观察一个地方的人群及其文化，通常意味着要经历当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产生活周期。这个周期里，我参与并融入北川人民的生产过程，共同庆祝了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羌年，还有国庆节、劳动节等。自然的时间、社会的时间融合在生产生活中，只有身在其中，才能有切身体验。与北川少数民族同胞的深入接触，让我得以在个人经验与当地经验的比照中，凸显后者的独特之处。因而，当下现实的立此存照，也有了历史的厚度与视界的广度。

  如此一来，《去北川》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地方志结构，每一章节围绕一个特定主题展开，如地理特征、历史进程、族群构成、情感与婚姻状况等。我不想让它的民族志或田野笔记的意味太浓，但是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这样的色彩。至于这样的形式，是否符合某种特定的文学规范，或者“文学性”，其实已不是我要考虑的。写作是否有效，在于我们能否找到最恰当的方式处理与书写对象的关系。现在是一个文体创新的时代，我们已经很难不加变通地将某个作品按照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界定的体裁进行归类，新的现实必然会催生出新的文类。

  我很喜欢英国印度裔作家奈保尔的作品，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他以“印度三部曲”为代表的游记，里面有细腻的观察、敏锐的思考，更有基于间接阅读与直接体验所形成的判断。这使其远超于景观描摹与抒情议论，而具备了思想的力量。它们既是散文随笔，也是民族志，同样也可称之为“文学人类学”。我在最初构思《去北川》时，内心隐秘的期待就是能够写出像列维-斯特劳斯或奈保尔那样的作品。他们的写作并不以文学本身为目的，而是有着知识、观念、学术、社会观察等看上去不符合审美非功利的目的与目标。那些对于“有用”的追求，并不妨碍他们的作品同样成为优秀的文学。

  像水融入河流、种子根植于泥土，我也融入我所书写的对象之中，这是一个有情、有趣、有思的过程，同时也希望作品能够对自己、对北川、对远方的读者有意义。所谓“有用”的写作，我的理解是出于个人，但不局限于个人；发自现实的动机，却指向普遍的共通。

  （本文原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