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讲述者的主体和它的对象来说，我们知道，任何事物一经叙事，必然会带着叙述主体的主观色彩或主体性。《去北川》的讲述者是刘大先，他讲述的是他的亲力亲为和目光所及。这种主体性里隐含着他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比如《尼萨》讲开天辟地的过程，“前两代人都在地壳的翻覆中毁灭，到了第三代才稳定下来。口头文学中还提到地壳稳定之后，地下还有一头牛，只要它动一动，就会发生地震。天神东巴协日用绳子将牛绑起来，但忘了捆耳朵，牛耳朵晃动的时候，还是会发生地震。”但是，生活依然在继续，“无常的遭际被当做平常之事而坦然接受”。刘大先说，这是“人民坚韧的情感结构”。从一曲羌族古歌看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情感结构”，这就是发现。汶川大地震没有把北川截然划分为震前、震后两半，重建后北川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看到举国援建的巨大力量；北川人内部的文化结构、精神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这种隐形力量只有通过文化人类学的方式才能呈现出来。因此，刘大先用那么多羌族历史文化材料并不是对一种奇观的热衷或猎奇，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发现一个族群没有变化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称为精神文化结构。

  此外，《去北川》有着丰富的生活细节。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最重要的就是发现细节，特别是对一个少数民族族群文化的理解，没有细节几乎是难以进入的。于是我们看到，春节前某日，作者去马槽乡慰问时，一个生活中进退维谷的老太太“看见干部来了，就想多说说话、谈谈天。至于县里的干部能否教育好她的儿媳，倒在其次。”这让“这位干部”又羞愧又感动：“那一刻，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她对‘政府’的依赖，就像那种留守儿童或空巢老人见到归来的家人时候的感情……这个场景令我久久难忘。”他还讲了一位“母大爷”，这位“母大爷”的功劳是对石椅村的“文化恢复”。他热爱传统文化，长期致力于挖掘、收集，整理羌族民间文学，他口才极佳，羌文化修养深厚，对各种礼仪习俗了如指掌，2008年被认定为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羌年”的代表性传承人——这是母大爷的外在身份，同时，刘大先写出了这位耄耋老人的鲜活形象：“他身形高大，称得上虎背熊腰，穿着羌袍气场强大，更兼精力充沛，反应敏捷，出口成章，幽默风趣的话往往能让人开怀大笑，完全不像八十多岁的样子。”刘大先并没有过多写那些宏大的场面，而是通过具体的人、场景和氛围，将北川的当下生活写得活色生香跃然纸上。这就是细节的力量。

  最后一点就是小传统与大传统的关系。书中第五章《少年禹的传说》，说的是羌族居住地石纽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生下三天会说话、三个月会走路，三岁就长成了一个壮实的汉子。这个传说来自羌族民间故事《大禹王》。北川要打造大禹故事品牌，要将传说作为文化资源为当下服务，这是许多地方都在实践的文化创意产业。有趣的是刘大先关于大禹故里和大禹存在方式的看法，他没有和一些学者争论，而是保持自己的观点——有两个大禹：一个在信仰与情感空间，一个在物理和历史空间。对民众而言，前者可能更为重要，刘大先认为，“过去”和“历史”的差别关乎当下与过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和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是两回事。无论真实与否，“过去”只有和大众建立情感关系才有力量。类似这样的真知灼见，没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是难以做出判断的。这章几乎就是一篇论文。还有《羌食志》，刘大先从聚会的酒席说起，通过不同民族祝酒歌的比较，认为羌族敬酒歌要委婉朴素得多。通过敬酒歌发现羌族的民族性格，这是一个学者的眼光和方法，也让我们从一个方面认识了羌族的温和善良。文化人类学方法的运用，无疑增添了《去北川》的文化含量和作品的分量。

  在“回北川”一节中，刘大先说：“我在北川的一年，既没有春风得意，也没有失魂落魄，像一个平常又平庸的人一样工作与生活。这大约才是一切的根本，它会让一个人心平气和地欣赏、接受一切，既不会志得意满、忘乎所以，也不会心怀怨怼、牢骚满腹，这两种情形都会破坏真实的心境。其实，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与‘失败’都是少数，绝大部分人都是平常与平庸，他们构成了无比真诚又无比坚实的人生。他们就是我们自己。”这是人生的体会，也是文学，也是人类学研究的主位立场。我想，《去北川》之所以让人感动，重要的就在于真诚、诚恳，文如其人。当然，刘大先对北川历史文化书写的方法，也帮助他超越了那种主题写作的浮泛和肤浅。他的“在世界行走，为北川停留”，也就不是一句时尚的口号和轻浅的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