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原保家世代务农，家庭条件贫困，且家族成员众多。对于町政府的人而言，那些并非接受分配而自行进入大山（家里的长男才能继承自家的田地，如果有其他的儿子，那么这些人就会自行进入深山，寻找可以耕种、过活的土地），以及他们的子孙，或许是不受欢迎的存在，他们甚至不被接纳为本地区社会的一员。

  由于贫瘠的生活条件、拮据的家庭收入，小原保在一次手术后落下了终身的残疾。身体上的缺陷在学校生活中成为了他人模仿、取笑的对象，从小学五六年级就染上了偷窃的恶习。在父亲的坚持下，保学习了钟表修理的手艺。然而因为糟糕的身体状况，他很快丢掉了正当工作。最后前往东京谋生，邂逅了同样命运多舛的酒馆女老板清子。在东京钟表店小原保私吞货款，欠下了10万日元的债务。

  《诱拐》作为一部非虚构的杰作，作者在陈述、关照小原保的悲惨命运的同时，不忘点醒读者们——

  “不要把农民想简单了。忍耐的另一面就是残忍、凶残，他们至今都把别人的失败当作好事，把别人的死当作自己的幸事，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

  小原保在被捕之后坦诚，自己在欠债之后，受到了《天国与地狱》这部电影中绑架细节的影响，因此实施了犯罪，在本田靖春的记录里他对于杀害吉展君的细节表述得极其冷静，而在拿到赎金之后，就开始大肆挥霍。他之所以能够逍遥法外那么久，基本仰仗于日本警方对于不在场证明的疏漏，以及对于罪犯年龄的错误评估。

  事实上，小原保一直是警方的怀疑对象，然而在多名债主举报之后，警方仍旧“粗暴”地将他排除嫌疑，保的兄弟都认定是他做的，主动去警方处检举。但是警方并未前往石川郡详细核实小原保的不在场证明，也认为残疾的他无法从取赎金的现场迅速地撤离。是少数秉持良心的记者，开始组团行动起来，主动采访小原保，询问他被列入嫌疑名单的反应，顺便录下他的声音。在记者伊藤登的追问下，小原保露出了马脚。

  在吉展案结案，媒体报道罪犯小原保的经历之后，整个日本社会为之一震，黑泽明电影中大城市里的贫民窟更为真实地被呈现在公众面前。不少人同情小原保的遭际，指出他的犯罪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症候，所谓“其情可悯，其罪难恕”，判处小原保死刑更多的是一种空洞的能指。

  1968年流窜于东京、名古屋、札幌等地的永山则夫走上了与小原保一样的道路，只不过这次他拥有了手枪，杀害数人影响更为恶劣。然而究其犯罪动机与成长经历，和小原保一样有值得怜悯之处。

  而在吉展案中扮演不光彩形象的日本警方，等待他们的是接踵而来的大案，他们形象和能力饱受质疑，江河日下，从一定程度上为解释了日本文艺作品中侦探形象的繁荣，因为他们的警察实在是太不靠谱了。

  “这段岁月教会我，‘犯罪’二字并不像字面理解的那么简单，多数时候，它是植根于社会幽暗部的一种病理现象，而所谓‘犯罪者’，往往是社会弱者的同义词。”

  本田靖春的言行已经超越了一个记者的伦理，事实上在吉展案中一部分秉持正义的记者，代替了警察履行了社会职责，给予受害人家属慰藉，也清晰地体认到了日本社会彼时的“天国与地狱”之别，他们不耽于发现问题，更会秉笔直言，不惜冒犯权威，这是战后日本反思过错的某种具体化表现。

  回到《天国与地狱》的电影开篇，三船敏郎扮演的权藤是位颇具手腕的企业家，他告诫在玩警匪游戏的儿子——“男人不是干掉别人就是被别人干掉。”能力主义并不必然导致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权藤最后拯救了司机青木的儿子，却也失去了拥有的财富和地位，被迫从头开始，但是他与其他为富不仁的富豪相比获得了人性。

  无论是这部古早的电影，还是通过阅读《诱拐》，都不能完全替代公众自身对社会幽暗部的体认和关照，防微杜渐是现代社会每一分子都应具备的维度，也是构建社会基础人性的基石。


《诱拐》
[日]本田靖春 著，王新 译
ISBN：9787532793914
定价：52元
出版时间：2024年3月1日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
  1963年，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前一年，战败的阴霾似已淡去，一派欣欣向荣。然而，东京仍残留着空袭留下的焦土。对于居住在废墟附近的村越家而言，“寒冬”才刚刚来临。

  3月31日，4岁男童村越吉展下落不明。村越夫妇报警后不久，绑匪打来电话，勒索50万日元。警方展开大规模调查，历时两年多，才终于逮捕嫌犯。这就是被称为“日本战后最大绑架事件”的“吉展诱拐案”。

  多年后，了解到犯人一生经历的受害者家属说：“犯人也有他可悲的故事。”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这个“其情可悯，其罪难恕”的小人物的命运，似乎正是被时代的洪流抛下的千万人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