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在成为父亲后，对于工作和家庭的时间安排有了矛盾的想法。一方面，他们希望能有机会陪伴妻儿，享受家庭时光，同时又受到男子气概传统的影响，渴望比从前拥有更高的收入、更体面的社会地位，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另一方面，当前的职场文化仍要求男性以工作为重心，因此专为男性提供的相关福利少之又少。

  比如，男性和女性的育儿假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目前中国各地规定的女性产假是128—190天，男性陪产假则在7—30天。被问及是否知道有陪产假时，绝大多数受访男性表示并不清楚存在这一福利。因此从现实层面而言，很多男性在时间和空间上将自己从照顾新生儿和产妇中抽离了出来，进一步在脑海中强化了其所承担的主要职责就是“赚奶粉钱”，好像负责打猎的雄性动物一样，将食物带回家是他们的天职，而喂养、照顾幼崽则属于雌性动物的职责范围。

  这样的思维惯性之下，在养育中遇到问题时，一些男性的第一反应并不是留下来帮助妻子一起解决问题，而是暂时逃离混乱的育儿现场，能做的事情仅剩如同一件家具一样保持固有的沉默。

  在强调男性生产价值的父权制文化下，“家具爸爸”们的存在似乎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再加上生育政策的倾斜，导致很多男性很少有机会思考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在当今社会的合理性，理所应当地认为女性在家庭中是爱的提供者，是关怀和照料的专家，所付出的劳动也都是以爱的名义对家庭数年如一日地奉献。一份调查显示，在有0—6岁孩子的中国家庭中，从2008年到2017年的10年里，男性照料孩子的时间从0.68小时/天增加到0.92小时/天，而女性则从1.66小时/天增加到3.0小时/天。

  可以发现，尽管过去10年中男性在照料孩子方面有些微进步——从绝对数量上看，大概增加了15分钟的时间，但女性花的时间则在10年里增加了将近一倍。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变得更加巨大。

  一些男性往往会给父亲这一角色蒙上英雄主义的色彩，幻想自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多数时候隐形于家庭的某个角落，遇到危难时才挺身而出，从天而降。他们成为真正的父亲后才发现，在实际的育儿过程里，根本没有那么多幻想中的高光时刻。踏踏实实打理好生活中的一饭一蔬，陪伴着孩子日长夜大，更需要的是英雄“下凡”。

  如果没有终日与喂奶、换尿布、陪玩、做饭、家务、辅导功课等琐碎事务打交道，如果没有像母亲们一般经历日复一日的脏与累，如果没有亲身经历马拉松式的疲惫，爱很难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如果一个家庭中的种种问题都由女性来消化，无疑会在婚姻中造成矛盾与张力。对承担育儿——工作双重职责的女性而言，难以承受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过度劳累，也是面对“家具爸爸”们的沉默与隐形时，心理上升腾起的怨气，背负着苦涩、沉重的负担。

02
“需要的时候，像救火队员一样顶上去”
  有一些男性开始认识到，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正在松动。前文提到的琪琪，她的丈夫李帆回忆起童年时，父母一直属于“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育儿模式，在家庭内外的事务上都有贡献时间和精力：母亲常年一边忙于工作赚钱一边兼顾家庭；身为教师的父亲承担了更多学业辅导的职责，同时也会帮助母亲分担部分的家务，比如，周末或逢年过节时给一家人做几个拿手菜。

  有时候，父母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拌嘴，但整体配合默契。当琪琪做了两年的全职妈妈，重返工作岗位后，李帆开始扮演“救火队员爸爸”的角色。在他看来，快节奏的双职工家庭中很难做出非常清晰的分工，很难明确划定出丈夫或妻子应该做哪件事，比较可行的方式应当是——彼此互为帮手。遇到问题，不能只是留给妈妈们来善后，爸爸们则退在一边，而是要像救火队员一样毫不犹豫地上阵。他对此做出解释：

  谁比较空的时候，谁就上去做，谁累了就休息一下。如果规定了谁做什么，谁不做什么，那有些事情这个人就永远都不会。疫情隔离的时候，我们家每个人都是既能带娃，又能做家务、烧饭。会有一个默契，不是说只有老婆能做，我就做不了，需要的时候，像救火队员一样顶上去。

  有些时候是需要夫妻两人一起上，比如我带儿子去踢球，妈妈站在边上，拍拍照，带带球，跑一跑，参与一下也挺好的，全家其乐融融。有些时候是谁擅长做什么就去做，我老婆英语口语比我好，那就由她来给小孩读英语绘本，教一些日常对话。

  在成为父亲的六年时间里，他体验到了和孩子慢慢建立亲密关系、一起成长所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他尽量每天准时下班，和全家人一起晚餐，等孩子入睡后，再继续加班。在他看来，陪伴孩子长大是非常宝贵的经历，如果现在错过这个阶段，将来很难再弥补。在具体的育儿方法上，和自己的父亲相比，他更加重视与孩子的柔性沟通，不主张通过言语和肢体的暴力来管教。而且比起通过严厉管教来表现出父亲的威慑力，他更希望通过长期的以身作则和耐心陪伴来达到教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