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这一身份仿佛是女人的天职，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这是个光荣的身份，意味着爱与奉献，常被冠上“伟大”一词。在更多女性的声音能被听到的今天，我们逐渐能够看到这份“伟大”背后的，沉甸甸的代价。《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一书，就以采访和报告的形式，向我们展现了新时代母亲的困局、观察和思考。

  比如，一位与丈夫人生轨迹相似、职业能力相当的女性，生育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观丈夫，她发现，“为什么他还是他，只有我不一样了呢？”

  比如，孩子出生后，丈夫更投入于工作中“挣奶粉钱”，本是职场精英的妻子只能操持家务，妻子隐隐担心，假如“20年后，老公功成名就，小孩会觉得：我爸爸真牛，给了我很多资源很多钱，我妈妈照顾了我20年，就是烧烧饭之类的，这有什么呢”。


《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
泓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下文摘选自《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小标题为另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困在“母亲”的身份里
  女人即母亲。

  对女性而言，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不容置疑的召唤。放眼周遭，我们就能看到很多活生生的例证。大多数女性确实完成了怀孕、分娩的整个过程，而在成为母亲的那一天，很少人意识到，那是女性重新撰写人生故事的分界点。我们习惯于歌颂母亲的伟大，认定女性天然能够胜任母亲这一身份，是孩子们的主要照顾者、陪伴者，但是极少有人会在一个女性成为母亲之前，愿意坐下来，面对面，耐心地告诉她，今后要为之付出怎样的代价，生活重心将如何难以逆转地改变。

  多年前，一位事业上颇有成就的女性朋友对我说，永远不要幻想平衡工作和家庭，那是不可能的。彼时，我还沉浸于初为人母的喜悦和兴奋中，尚存天真，认定自己可以安顿好生命中的每个角色，及其所赋予的多重责任。一年、两年、三年……做妈妈的时间越长，我越发觉个人的空间在一点点被压缩。这不仅关乎时间管理的问题，还有心与力的两难。我一直试图平衡一切，而生活却仿佛一个咧开了嘴的玩偶，有些恶作剧般地望着我大笑。

  我发现很多女性和我一样，在潜意识里，用日夜履行的母职为自己筑起了一道又高又厚的围墙，把人生的可见性和可能性一分为二，却无所察觉。可见的是，年复一年，生活里一道又一道的困扰，将家庭生活以外的可能性拒之门外。当我们无法解决工作——家庭的矛盾时，只能把原本属于自己的空间再压缩一些；当我们被迫放弃曾经的梦想和部分的人生，我们便努力说服自己去接受，允许一切发生；当我们独自走入狭窄的小巷里，求助的声音长久不被听见，我们便选择沉默。

  在很多人眼里，女性似乎天生不具备梳理自我、准确表达自我诉求的能力，难以做出理性的判断和选择。譬如在影视作品里，我们极少见到女性角色的大段独白，即使有女性主动讲述的部分，通常都被刻画为声泪俱下、歇斯底里的“非理性”场面，或是咬紧嘴唇、沉默不语、隐忍的无声画面，沦为剧情推进的背景板。

  事实上，通过和访谈对象的深度交流，我发现很多女性富有内省和思辨的能力，不仅能看到自己此时此刻身处的位置，也愿意尝试从个体的母职经验出发，站在身边人，比如丈夫、公婆、孩子、上司、同事等等的角度去思考，从而去梳理、面对并尝试着走出困境，哪怕是“西西弗斯”式的循环往复，都始终不会放弃。她们在一段关系中、一个家庭中，经年累月反复表达自己的需求，即便有时候看起来是抱怨、是愤怒，像一个阈值很低的高压锅——事实上都在表明她们渴望被看见、被重视，以及得到尊重和有效的支持。

01
“分娩后的身体，像一栋被推倒重建的建筑”
  琪琪31岁那年如愿成了一个小男孩的母亲。在她的规划里，30岁，是一个女性相对成熟的年纪，职业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有了一些积蓄可以抚养孩子，不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经济上，都到了一个稳定、有富余的阶段—这和她的丈夫不谋而合，小孩的到来，是夫妻俩意料之中的欣喜。刚怀孕时，她就半开玩笑半敲警钟地和丈夫说：“你可别让我到时候‘丧偶式育儿’。”她记得当时得到了丈夫一个拍胸脯式的笃定回答：“我肯定全力以赴！”

  怀孕期间，她关注了好几个儿科医生的社交媒体账号。奶粉、衣服、婴儿推车……每一项她都向身边已经做妈妈的朋友们请教经验，做了详细的功课，并在反复对比价格后，才从购物软件一一下单，或是去商场仔细挑选。由于丈夫那段时间工作忙碌，常常需要出差，她基本都是靠自己和母亲的协助，像一只将要冬眠的松鼠把松果一个接着一个搬回家一样，完成了所有婴儿用品的采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