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魔幻现状是县里“内卷”。其实这个当下时兴的词还不足够准确，我还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它，就是“内耗”。通过撤点并校把散落在村镇里面的学生集中到县城来上学，把所有人都放在一起，很激烈的竞争就开始了。县里面的班级之内和班级之间，甚至是县与县之间，都开始了非常严苛的竞争。这种竞争给市场资本的进入提供了很便利的机会。在过去十几年中，很多县都在努力引进外部名校资源。外部名校输入品牌，县政府根据本地土地财政给出一些政策优惠，结合房地产开发，三方一拍即合，就能迅速地在一两年之内崛起一所“新贵高中”。通过学校优越的经济条件，提供学费减免或者奖学金，把优秀的学生都集中到这个学校，再重金聘请几位知名教师，一下子就能让这个学校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而县里其他学校的重要工作就变成了留住生源，过不了两年连这个举措都变得非常困难。在有的县甚至明确规定，县里中考前600名的学生给某所新建的高中，剩下原来老牌的两所高中就只能招收上了普高线但是在600名以后的学生。可是这样的一个学校好并不表明整个县域的教育好，虽然它表面上看起来很繁荣，教育竞争的活力被激发了，但是整个县域的教育生态可能就被破坏了。原本一个县里的几所学校可以基于本地的民情风尚相安无事而踏实地办学，但是现在所有人却要被迫参与这种人为制造的竞争当中，突然多出来好多事情，也多出来好多要处理的问题。

  在这样的竞争机制下，县里的学校是不会眼光向下关心村里、镇里发生了什么事的。他们只会眼光向外向上，去看城里的学校是怎么搞的，看北京、上海的教育改革是怎么做的，派学校的骨干教师去一线城市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不知不觉地就成了城市精英教育的追随者。但是精英教育其实是不太适合县域的，这种教育理念一旦进入县域，就全面地忽略了类似富士康工人的教育需求。这些工人的存在时时刻刻在挑战这种县域学校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沦为精英教育追随者的正当性。而县域学校也逐渐在这种追随当中，变成了被帮扶或淘汰的对象。

四、以教育扶贫的名义进入县域到底应该怎么做？
  有很多人关心农村教育的发展，以帮扶的名义进入县域学校。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我们要思考的是，县域教育能够容纳和希望接受的到底是什么？

  从1990年代开始，很多大学就派学生去乡村支教。这个举措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大学生可以带去更加开放和孕育更多可能性的教育理念。很多支教老师在课堂上开展项目式学习、合作式学习，却忽略了这些孩子的实际情况和真实需求。在一些情况下，支教有时候成为一种“交易”，让支教的人可以获得保研加分，“支教”和“保研”这两件事就这样组合到了一起。

  县域教育只能靠帮扶才能搞好吗？我就发现在县里真的有很多“教育家”型的校长，真的能做到了解学校里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在这些校长身上，我看到了，教育可以是很朴素的。从他们的经验里，我总结了这样两条：回到教育常识，恢复教学常规。

  我自己就是这么经历过来的。我高中在湖南省长沙县第六中学就读。1990年代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县有10所高中，这在今天看来好像是不可想象的。我由于中考没考上一中，就被分到了第六中学。我们这所学校在县里排不上号，比不过一中，也比不过一中之外的其他高中。在开学典礼上，校长就告诉我们要认清自己的位置。他常常对我们说，不要去管一中怎么教学，怎么成天补课，我们就关起门来把自己的学习搞好就行了。我觉得这就是常识之一，在一所学校里，师生相互守望，相互呵护，就这样过日子。

  在校长的带领下，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不好高骛远，老师勤勤恳恳教书，学生安安心心学习。在高一的好几次月考当中，我都考了总成绩第一名，但是我的班主任在成绩单的后面给我的评价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多么言简意赅，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学校教会我的朴素真理：你固然是很好，但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虽然偏安一隅，但心中一定要有大世界。

  第二个常识就是劳逸结合，不过分地压榨学生。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的高三语文老师喜欢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就是“只有玩好才能学好，先要学会玩，才知道怎么学”。这句话现在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但是当时听起来觉得特别正常。他还告诉我们一个学和玩的分配方式：“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不是像今天这样，逼着孩子只争朝夕地玩命学习。

  我们校长负责管纪律，他的做法就是要求我们严格遵守学校作息时间，该学习的时候学习，而凡是不应该学习的时候坚决不允许学习。晚上三节晚自习，谁要是在晚自习课间休息的时候还在教室里看书，他是会把你轰出去的，课间休息时间必须休息。他们深深地知道，只有在玩的时候好好玩了，学习的时候才能好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