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被期待的
  2012年，我到富士康在深圳的观澜和龙华两个厂区调研。这两个厂区工人数量达到十几万，平均年龄是23岁，90%的工人学历只有高中或者中专，大部分来自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换句话说，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县中的孩子。

  三次进入富士康厂区，我和团队访谈了120多个工人。我曾问过他们，来富士康之前，在学校里过得怎么样？他们的回答通常是，在学校里，是不被期待的。这句话挺刺痛我，这些县中的孩子在学校里时是不是已经被放弃了？但正是这些大部分来自县域学校的学生，毕业后走入社会，为珠三角、长三角的企业提供了优质的年轻劳动力,可以说是他们的付出成就了我们国家的“世界工厂”之名。

  今天我们的媒体不断讨论“鸡娃”“内卷”，中产阶层关于育儿的焦虑被无限放大，相比之下，这些县中的孩子对于教育的需求有时候却经常性地被忽略。我们过去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可以说这部分学生的受教育状况关乎我们未来社会的面貌和发展。

  我问富士康的工人们，“你为什么到富士康来打工？”“你未来的规划是怎样的？”。很多人的回答是，“我想在这里挣到第一笔钱”“我想在这个工厂里学习‘排人力’，然后回老家开一个店”。在他们的人生规划中，是把自己的未来安放在县城甚至是农村的。因此，他们的状况如何，也关乎未来的县域如何发展。他们很多人都是在自己所在的县接受了生命中最后一个阶段的正式学校教育，那么，他们在学校里到底获得了什么？每次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有一种感觉油然而生: 我们的整个学校教育系统对他们是有亏欠的。

  县或者说以县为代表的农村，是目前基础教育最主要的承担者。我们不得不慎思，基础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一般来说基础教育的目标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基础性，一个是预备性。基础性是指学校应当为每一个个体一生的成长提供最基本的知识、能力、情感和价值观的培养。无论这个人将来从事什么行业，这都是必不可少的。而预备性是为人的下一个生涯阶段做预备，包括升学预备和就业预备。而在今天，以升学预备为主的学校教育系统在坚持了一种价值的同时，到底忘记了多少东西，又忽略了多少人合理合法的正当教育需求呢？

二、 县域教育的历史发展
  于是我开始思考，我们的县域教育为什么在今天成了一个被众人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2021年的“两会”提出要振兴县域教育，可是县域教育从来都是如此地需要被振兴的对象吗？它怎么就成为这样一个浑身都是问题的领域呢？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梳理一下。

  1980年至2000年，国家对于教育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认定，叫作“穷国办大教育”，那个时候需要完成两件事情——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这两项工作在1990年代末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完成的过程用很多地方校长总结的话来讲就是：“城市教育政府办，农村教育农民自己办。”

  在1980年代，农民基本上都要缴纳“教育费附加”，钱上交到村里，用来为“村小”聘请民办教师。很多村小就是在这个阶段兴办起来的，农民家里有钱就出钱，有力就出力。那个时候有大量的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广泛地散布在县域里面，支撑着中国的基础教育。尽管质量可能不怎么样，但至少让村里的孩子在家门口有学可上。当然，农民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即税费负担过高。但是农民为什么还是能够积极地参与农村教育呢？其实，农民自己办教育是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的。清末年间，为了在乡村兴办教育，光绪皇帝就曾下令在县以下设立劝学所，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及其派出机构。

  劝学所下设很多职务，比如视学兼总董，需要去各地考察选址建校，挑选老师，还需要规划学校建好后到底怎么发展。设有教育讲习科，专门培养农村教师。劝学所的首要职能就是“推广学务”，即在本学区调查学龄儿童数量，登记造册，挨户劝导，负责介绍入学，根据每学期劝募学生入学数量确定工作成绩优劣；调查学校选址、用房、经费等情况，商承总董拟定办法，劝令各村董事切实举办学校等。劝学所的这些职能在中国的农村延续了近百年。在新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的过程中，“控辍保学”依然被作为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任务，很多校长和班主任都要到学生家里去劝孩子来上学，其实这种做法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也变成了我们国家老百姓参与教育的惯常做法。基础教育在农村的兴盛、发展乃至普及，就是靠着这种意志和传统走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