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赛前聂卫平和我握手时，笑嘻嘻地说：“希望你今天也摸错子。”我听了先是一愣，继而一笑：“但愿不会。”聂卫平当然是在开玩笑。可我在那一段时间，确实是屡走漏着。在第十届“五羊杯”冠军赛中，因为摸错子，我竟被柳大华炮打“闷宫”。遥想当年，我蒙目1对14也未发生过这样的低级错误。在这一次三棋全能赛的第一轮中，我与全国国际象棋冠军简怀穗斗国际象棋时，已经占优的我因为摸错子，被简怀穗反败为胜。聂卫平既是在开玩笑，也是善意提醒。

  经过抽签，我在国际象棋和围棋上先走，象棋是聂卫平先走。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上上签”；对聂卫平而言，就是“下下签”了。聂卫平转过头去对几位北京棋友说：“这个签我抽亏了，象棋我先走有什么用？”

  我也笑着回敬了一句：“围棋我先走更没用，以后还得贴子给你。”我们两人闭口不谈国际象棋，我们俩都知道，谁胜了国际象棋，谁就是赢家。

  比赛开始后，聂卫平笃悠悠坐在了椅子上。比聂卫平大7岁的我却是站在那里，然后噼噼啪啪地按起了那三个比赛的时钟。聂卫平在以逸待劳，我想要先声夺人。

  同时下三盘棋，除了拼脑力，还要拼体力。与其他选手相比，当众交锋的消耗战，付出的体能更大。我和聂卫平都透支了体力。我和聂卫平是英雄所见略同，分别在自己的专项棋—象棋和围棋上虚晃一枪，而在国际象棋上是真刀真枪。

  我还是轻视了对手，没有估计到聂卫平赛前在国际象棋上的几次突击练兵。开局不久，聂卫平利用兑兵机会，抢先一步王车易位，然后小兵冲抢要道。我感到了形势不妙，大吃一惊，但还是喜怒不形于色。我在象棋上故意露出破绽，让聂卫平感到有机可乘，从而达到转移聂卫平在国际象棋注意力上的目的。我的想法很快被聂卫平察觉，他在围棋上分秒必争—我落子，他就随手落子；在象棋上他是全面防御，不轻易进攻，一有机会就和我兑棋；国际象棋上，他则是用8个小兵全面进攻。

  赛前，舆论都认为我三棋的平均水平比聂卫平高。没想到，我在国际象棋上竟然占不到聂卫平的便宜。45分钟后，国际象棋上风云突变。开局一直顺利的聂卫平突然发现，自己的几个兵虽然冲了过去，可后续人马却没有及时跟上，犯了兵家大忌—孤军深入。正当聂卫平苦想对策之际，我已经果断弃马，然后用车马兵奇袭聂卫平的王座，迫使聂卫平的王移位，从自己的王位上逃到我的王座处“避难”。聂卫平不得不把在围棋上的注意力移位于国际象棋。趁此机会，我在围棋上捞到不少实惠。

  我见对方的王已离座，周围又没有什么“保镖”，便认为已稳操胜券。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我走了一步随手棋。因为这一步随手，我不仅没有活擒对方的主帅，反而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让聂卫平的“王”在“流亡”中掠去我的小兵，形成王3兵对王4兵的残局。

  我连连摇头，不停地说“臭！臭！”聂卫平看到危机已过，回到了椅子上，然后点燃了香烟。

  象棋上，聂卫平采取兑子战术时，不是丢兵就是丢相。经过几次兑子，双方是双车炮对双车马。聂卫平仕相残缺，并且少兵。审时度势后，聂卫平放弃了抵抗。在国际象棋上，我少一兵，但时间宽裕，聂卫平多兵但时间十分紧张。聂卫平毅然用兵直冲我方底线，我经过细算也不顾一切地如法炮制。当双方小兵到达对方底线升后时，两个后在棋枰上立即交换。紧接着，两人留下的最后一枚小兵，又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再次向对方底线冲去。聂卫平的兵先变后，实力大增。只要一步，仅仅只要一步，就可将死我的白王，拿下三棋的胜利。危难之时，我的白兵单骑救主，冲到底线升后连带叫将，迫使聂卫平的王躲避。如是这般，我的白王得到了一次转衡的和局。

  国际象棋风波平息后，围棋也很快鸣金收兵。我利用国际象棋作掩护，在围棋上占了一些便宜。可是聂卫平毕竟围高一筹，最后点目，聂卫平白子184子，加上我贴2又3/4子，聂卫平终以净胜6又1/4子结束。我对此相当满意：“输得不多！”苦战了4小时后，我和聂卫平的三棋全能赛以1胜1和1负打成平手。

  第二天晚餐时，聂卫平诚心诚意地对我说：“看来我让你4子是让不动的。”我以笑应答：“我让你双马也是不可能的。”

  当众交锋是要付出代价的。由于当众交锋的消耗战，透支了体力，影响了我和聂卫平两人后来水平的正常发挥。结果，我只得了第三，聂卫平屈居第二，冠军被简怀穗拿走。

  简怀穗也不是等闲之辈。多年来，简怀穗不遗余力地推广围棋。在香港，尽管华人是主体，但下围棋者并不多。原因之一是缺少一个下围棋的公共场所。1982年，简怀穗租了一个单元房，创办了香港围棋社。简怀穗既是教练，又管一切杂务。香港的围棋能走到今天，也是简怀穗十多年惨淡经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