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象棋宗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胡荣华先生称雄棋坛半个世纪，为象棋艺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上海书店出版社最新出版的《胡荣华口述历史》记录他推动象棋竞技、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兼及其家庭身世、亲人师友、成长道路、弈艺著述，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和全国的象棋竞技活动的一系列重要事件的亲历亲见亲闻。下文选摘自该书“复兴中路顺昌路口的棋摊”一节。


《胡荣华口述历史》
胡荣华  口述 
丁旭光  撰稿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世纪的50、60年代，全国各地的棋风很浓，上海的棋风更加浓。除了各区的工人俱乐部、各区各街道的文化馆的棋室之外，上海私人开设的民间棋社很多。民间棋社虽然场地较小，但因为营业时间长，服务态度好，棋客常常是爆棚。在棋社里下一盘棋2分钱，由输者付，和棋各半。下棋的时间基本上不限，观棋者是分文不收。稍有水平的人，一天恐怕也花不了两毛钱。当然，喜欢走快棋而水平较低的人一天花一元钱也是有的。棋社店主免费供应茶水，代购香烟、午餐或晚餐，这些都使棋客感到方便。民间棋社很受棋迷们的欢迎。民间棋社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当时，上海比较有名的是云南棋社和大众棋社。云南棋社地处市中心，在云南南路上，与金陵东路和宁海东路相交，云南棋社对面就是有名的小绍兴鸡粥店。据徐大庆介绍：约20平方米的棋社里，竟放了20只棋盘。大众棋社原位于西藏中路，在老公兴鸡粥店隔壁，上海市青年会（现为淮海饭店）斜对面。大众棋社比云南棋社要大一倍，约40平方米，可放40盘棋。大众棋社后来搬到了云南南路上，与云南棋社做了邻居。其时，上海的名棋手徐大庆、宋义山、姚镜容、丁上迪等人，都是云南棋社和大众棋社的常客，一些不肯露名的民间好手也经常光顾棋社。甚至于外地的许多棋手经过上海，也会慕名前往。大众棋社的店主顾老板除了经营棋社，还做其他生意。顾老板的女儿顾玉凤因耳濡目染了象棋，后来成为上海第一位女子象棋冠军。

  1966年以后，象棋活动被停止，民间棋社也消失。

  复兴中路顺昌路口有一个棋摊。摆棋摊的，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中年人，姓邓。人们都叫他老板。所谓棋摊，是当时社会上一些低收入者的谋生手段，摊主一般有点象棋功底，在马路边或者弄堂口摆几副象棋供人对弈。两个棋友对弈，每输一盘，输家付摊主2分钱“盘钱”，和棋一人1分。2分钱一盘棋，不算低。要知道，当时的大饼，不过是3分钱一个。棋摊一侧，有一根铁签，铁签上面，是一圈一圈用硬纸板剪出来的牌子。这牌子就是筹码，一个筹码代表2分钱。

  小时候的我，放学回家后经常会去棋摊看棋，邓老板因此也注意到了我。因为，在邓老板的棋摊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这样的小不点儿。我是棋摊上唯一一个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而且，我看人下棋的神态，又是那样的专注。专注中，还有超出年龄的老成。因为囊中羞涩，我只能站在棋摊一旁当观众。一天，也许是因为生意清淡，也可能是想测试我的棋力，邓老板主动招呼我与棋客分先对弈，他还问我为什么光看人家下棋而自己不下？小小年纪的我，非常要面子。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我没带钱。实际上我不是没带钱，而是没有钱带。邓老板说你在这里下棋，输了不要你付钱。听到不需要付钱，我便高高兴兴地坐了下来。不一会儿，过来了一个要下棋的成年人。邓老板对他说：“今天没人下棋，要么，你就和这位小朋友下。”对方看到棋摊确实无客，又想过把瘾，便坐下来漫不经心地和我开始了当头炮马来跳。当时的我，9岁刚出头，个头又小，成年人一般不会把我放在眼内。对方没想到，我竟连胜了他4盘。

  这个时候，棋摊上已有旁观者。旁观者也没想到，我竟连胜了一个个成年人。旁观者见我一个小小少年出手不凡，都在一旁摩拳擦掌。换了几个对手后，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又胜了10盘。

  邓老板和棋客们没有想到我这么厉害。当然，这不是我的最高纪录。有一次，我在一个小时里赢了6、7个成年人，加起来一共是赢了23盘。也就是说，我帮邓老板赚了4角6分。我大过了棋瘾，摊主邓老板当然是十分高兴。他希望我多到他的棋摊去，条件还是不变，我输了不付钱。那个时候的我，经过和成年棋手的交流，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几斤几两：在邓老板的棋摊上，我输棋的可能性很小。通过几次接触，我也知道，邓老板是让我这个小孩子，为他的棋摊招引对手！按照时下的说法就是为他做广告代言人，而且又是免费的。那时的行话，叫坐地虎，我就是坐地虎，地头上的老虎。当时的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想万一我输了，不需要付2分钱，又有棋可下，很划算。

  我的广告效应好像确实很大！大到什么地步呢？每当我在那里和大人下棋，周围都会被围得密不透风。我的身后，比对手身后的人更多。因为我人小，观棋者在我的后面可以看得更清楚。有一次，我杀得兴起，又忘记了回家吃晚饭。母亲先是到吉安路300弄弄堂口的棋摊上去找我，没找到。母亲又赶到复兴中路顺昌路口邓老板的棋摊，走进棋摊后，她一时竟没有看到淹没在人群里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