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892年1月，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克拉伦斯公爵死于流感。由于他逝世于大流行期间，所以公众对其不幸命运的认同感更强。如果说公众对名人死亡的关注使得流感成为社论的主角，那么正是专利药品的广告——为头条新闻作家的作品提供资助的行业——让对流感的恐惧时刻萦绕在读者的心头。这些广告宣传和维持这样一种观念，即消费者是患者共同体的一部分，通过购买这种或那种医疗产品来分享彼此的疾病体验。最能说明这一现象的莫过于著名的“卡利尔诉石炭酸烟丸公司案”（Carlill v. Carbolic Smoke Ball Company）。我们摘录了《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的部分章节，为读者呈现在当时的流感大流行期间的众生百相。


  克拉伦斯的死突出了流感对呼吸系统的危害，专利药品行业抓住他国葬的机会向公众兜售一系列流感和感冒治疗药物，这不足为奇。例如，在克拉伦斯被安葬在温莎城堡几天后，《图片报》就整版登载了一则石炭酸烟丸的广告，这东西被说成是一种“灵丹妙药”，在24小时内“肯定可以治愈”流感和其他16种疾病，其中包括咳嗽、感冒、卡他、哮喘、支气管炎、失声、花粉病和百日咳。就像今天的制造商会请名人来为他们的产品代言一样，1892年石炭酸烟丸的制造商弗雷德里克·罗也提供了一系列知名用户的证言，这些人中包括自由党领袖、前首相格莱斯顿的妻子，波特兰公爵和伦敦主教，以及著名的耳鼻喉科专家莫雷尔·麦肯齐爵士。为了进一步让未来的客户放心，广告还表示，如果有人按照“和每个药丸一起提供的说明”使用该药丸，却仍然得了“流感、感冒或其他任何由感冒引起的疾病”，他们将向这个人支付100英镑（相当于现在的6000英镑）。作为担保，该公司在摄政街的联合银行存入了1000英镑。该广告还声称，在上次流感流行期间，他们售出了几千个石炭酸烟丸，作为预防的手段，但未发现有使用石炭酸烟丸的人感染。

  今天，石炭酸烟丸最为人所铭记的是它在这个开创先例的案件中的作用。1892年2月，伊丽莎白·卡利尔对罗提起诉讼，声称她有权获得赔偿，因为虽然她持续两周每天按照说明使用石炭酸烟丸三次，但还是感染了流感。卡利尔诉讼的实质是，她最初在1891年11月的《蓓尔美尔公报》上看到的这则广告相当于一份合同，而该公司没有赔偿她广告中所说的100英镑，这相当于违反了合同。罗强烈地反驳了卡利尔的说法，争辩说广告“仅仅是一种吹捧”，并且公司无法知道她是否按照说明用药了。然而，1892年12月，高等法院做出判决，命令罗向卡利尔支付广告中所说的赔偿，从而在合同法领域开创了一个先例，被广泛认为是现代商品说明条例的先驱。

  在这里我们并不关注这起诉讼的法律技术细节，以及该案对消费者保护法的贡献。我希望关注的是，在19世纪90年代，罗对名人代言的使用以及其他专利药品广告商的大量类似声明，使得流感对于当时的消费者随处可见，并在此过程中改变了关于流感的叙事。我想说的是，这些叙事作品利用了当时公众对传染病的恐惧和对名人的迷恋，因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读为商业对那些轰动一时的名人感染和死亡报道的回应。然而，与此同时，我要指出的是，流感药物和所谓的“灵丹妙药”广告的激增构成了文学评论家托马斯·理查兹（Thomas Richards）所说的“一种新的微观商品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普通物品被赋予了非凡的象征力量。理查兹将这一现象追溯到1851年的万国博览会以及维多利亚时代对奇观的热爱，认为在19世纪后半叶，广告商塑造了一种新的大众消费意识，这种意识建立在对英国理想和现实世界幻想的表征之上。到了19世纪90年代，在诸如《伦敦新闻画报》及其竞争对手《图片报》那里，在所谓的“灵丹妙药”的市场上，“维多利亚时代疯狂的广告物质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表达。在缺乏规范广告真实性的法律的情况下，这些“灵丹妙药”制造商可以随意“囊括所有能想到的疾病”，并向消费者做出任何承诺，这导致了理查兹所说的“商品叙事的激增”，而其场域就是维多利亚时代消费者的身体。

冒牌医生、“妙方”和商品文化
  石炭酸又被称为苯酚，是1834年从煤焦油中被发现并提取出来的。它被认为是外科手术中的抗菌剂，但也被认为如果内服可能是致命的。事实上，在1882年，制药协会曾号召要将其添加到毒物清单中。作为一种预防手段，它具有相当大的风险。为了消除这种顾虑，罗设计了这种烟丸，将粉状苯酚装入密封的橡胶球中，当橡胶球被挤压时，就会释放出一股酸性烟雾到一个插入使用者鼻孔的管子里。他们的想法是，辛辣的烟雾会让人流鼻涕，从而排出流感和感冒的“细菌”。虽然烟丸的样品没有保存下来，但该产品说明警告说，吸入的过程可能会导致“打喷嚏”。辛普森猜测，这种烟雾一定会产生“一种刺鼻的麻木效果，让人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