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流感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头号杀手。1889年至1893年所谓的“俄国流感”在欧洲造成约10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英国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克拉伦斯公爵。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则夺去了至少5000万人的生命，几乎占当时世界人口的3%。

  《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概述了这一时期的流感大历史，尤其展示了“俄国流感”是如何凭借“新新闻”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文化，造成了广泛的焦虑，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对一种以前被认为相对无害的疾病的歇斯底里。

  “俄国流感”的暴发正逢廉价报纸的蓬勃发展，因此成为史上报道最广泛的流行病之一。通过路透社在圣彼得堡和其他欧洲国家首都的记者前一天晚上发布的电报简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能够“实时”追踪流感，而这在19世纪早期霍乱和斑疹伤寒流行时是不可能的。随着流感通过火车从圣彼得堡传播到伦敦、巴黎和柏林，利用由技术、城市化和衰退引起的恐惧，它成为世纪末文化焦虑的晴雨表。

  结果，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流感被认为主要是一种神经疾病，具有引发失眠、抑郁和精神病发作的特殊能力。与此同时，关注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的医学调查也加剧了人们对这种疾病的恐惧。

  公众对流感恐惧和轻视的两种情感是如何转变的，医学和媒体界对此又有哪些呼吁和应对？我们摘编了《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一书的部分章节，供读者参阅。

新的“轰动效应”
  在19—20世纪，流感作为一种来势汹汹的传染病，让很多人应接不暇。民众对流感的认知来源于当时媒体对流感的宣传，而媒体的话术也经历了变化。当时，官方和医学界认为，对流感的恐惧可以让人们规范自己的行为，采取预防措施，在此意义上，他们鼓励这种情感。但与此同时，这种恐惧又有可能蔓延成恐慌和歇斯底里，这是他们所不提倡的。

  恐惧可以是一种积极的情感，也可以是一种消极的情感，在19-20世纪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问题是，由于流感有时被视为一种威胁，有时并非如此，对流感的“适当”恐惧和“不适当”恐惧之间的界限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在大流行期间，当流感作为有吓人症状的一种“新”疾病时，宁可慎之又慎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一旦大流行的病因已经被描述，其健康风险已经被理解，这种恐惧就会变得可疑，既可能会被理解为对威胁生命的感染的理性反应，也可能会被理解为疑病症或意志薄弱的标志。

  在这方面，1月初《笨拙》杂志的“答读者”专栏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嘲讽患者烦琐的预防措施，它警告说：“如果你整天穿着大衣坐在那里，用羊毛围巾把自己裹住，并且就像你提议的那样，把脚泡在加了芥末的热水里，当你如此恐惧的俄国流感真的降临时，你当然就做好了应对它的一切准备”。

  同样，它还把矛头指向市场上治疗方法激增的现象，嘲讽说有了这么多“绝对可靠的疗法”，“流感居然还有脸露面，实在是够神奇的”。尽管讽刺杂志嘲讽了公众的恐惧，但期刊和日刊似乎并不认为公众的反应是歇斯底里。1月的《妇女便士报》报道说，流感已经让法国的首都失去了其“惯常的光彩，人们就像霍乱流行时那样非常恐慌。”

  这并不奇怪，因为这种疾病正在迅速造成破坏。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早晨，举行了不少于450场葬礼，比前一天增加了100多场。……最大的危险似乎是旧病复发，因此那些不得不在完全康复之前就恢复上班的人，还有那些老年人和体质差的人很容易死掉。

恐惧和“群体心理”
  到了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暴发，当时一战尚未结束。英国人最早知道这场流感是在5月底，当时《每日快报》和《每日邮报》对西班牙的一场“神秘流行病”进行了简短的报道。《英国医学杂志》担心这些报道会吓到公众，因此将其斥为“危言耸听”，而《柳叶刀》则完全将其忽略。在1889—1893年俄国流感大流行期间，英国地方政府委员会曾指示其医疗部门展开全国性的调查，但是在1918年，地方政府委员会并没有对西班牙流感的流行病学或细菌学进行调查，也没有就症状或疾病的潜伏期向医生征询意见。事实上，1918年11月13日，在皇家医学学会举办的“关于流感的讨论会”上，地方政府委员会的首席医疗官阿瑟·纽肖尔姆（Arthur Newsholme）说，他在夏天曾考虑过发布一份关于流感的备忘录，但出于权宜之计将其搁置了，理由是“当时国家的主要职责是‘一切照常’”。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如艾勒（Eyler）所指出的那样，1918年地方政府委员会的权威大大削弱，由于战争，纽肖尔姆缺乏人手。根据布雷萨利尔的说法，对流感身份的混淆也意味着纽肖尔姆对预防措施没有信心，因此他愿意听从陆军部医务处和医学研究委员会的意见，认为这些机构更有能力对这种流行病的起因进行详细的细菌学和病理学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