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格致出版社2021年1月版《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作者马克·霍尼斯鲍姆，马百亮译，张文宏、王新宇校。

  1890年秋，温斯顿·丘吉尔写了一首关于流感的诗。当时他15岁，还是哈罗公学的学生，这首少年老成的诗歌灵感来源于欧洲最近发生的“俄国流感”，之所以有这个名称，是因为它最早暴发于1889年秋天的圣彼得堡。对于这位心思细腻敏感的年轻学生和未来的英国首相来说，流感是一种“卑鄙、贪得无厌的祸害”，是一种无视国籍和阶级的疾病。伴随着流感“悄无声息的脚步”，跨越“荒凉的西伯利亚平原”，到俄国、阿尔萨斯和“被遗弃的洛林”，丘吉尔写道：

无论贫富贵贱，
无论地位高低，
一旦染上流感，
同样丧失活力。
  丘吉尔这首诗写于俄国流感大流行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反映了他对俄国流感的极大兴趣，也反映了这场流感对维多利亚时代想象的不同寻常的吸引力。与1847—1848年的大流行不同，俄国流感被广泛记录下来，成为日报和期刊广泛评论的主题。像《每日新闻》和《旗帜晚报》这样的报纸争先恐后地为读者提供来自莫斯科、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最新报道，这场疫情很快就变成了情节剧。除了《泰晤士报》之外，许多此类报道的语气都是危言耸听的，比如《劳埃德氏新闻周刊》头版头条进行了长篇报道，使用粗体、三重标题，以至于《柳叶刀》指责说“对疫情的恐惧是由电报引发的”。《流感大历史》一书认为，流感通过铁路在欧洲的迅速传播，以及通过全球电报网络对疫情近乎即时的报道，使俄国流感成了某种“媒体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大流行是特别“现代”的，因为它与现代交通和全球通信技术密切相关。

  最早的受害者正是那些被认为对社会和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的人，比如男性户主、政治家、外交官、邮局职员、律师以及银行和保险公司的雇员。在一个对城市化和社会变革步伐日益感到焦虑的时期，这赋予了流感广泛的文化意义。

  民众对流行病的反应是由其直接生物影响和与有关事件信息交流相关的“风险信号”所决定的。这些信号是复杂的心理、文化、社会和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既可以减弱也可以放大社会对危险事件的反应。这种放大效应可以通过对风险的直接体验而发生，也可以通过从科学家、新闻界或社交网络那里收到的关于风险的信息而产生。根据风险的社会放大模型，关于风险的信息越多，发生放大效应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样，有关风险的争论，对风险及其象征内涵的戏剧化也都会导致这种放大。这个过程的关键是科学和新闻界发出某种危险事件有可能发生的信号。

  苏珊·桑塔格认为，现在人们可以利用更加先进的科学工具和技术对未来做出预测，这“可以启发人们应该如何处理当下”。桑塔格追溯了世纪末这种“面向未来”的思维习惯，指出对风险的科学评估使“每一个过程都成为一个前景，让人们根据统计做出预测”。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导致了“现实中的流行病和根据统计推理被预测的大流行”之间的鸿沟，桑塔格称后者为“即将到来、尚未发生、的确无法把握的灾难”。结果是“一个永久的现代场景，即末日迫近，但并没有发生。”

  在《流感大历史》中，作者认为19世纪90年代对俄国流感的风险信号是这样被放大的：第一，报纸报道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以确保疫情始终在公众的意识之中。第二，对流感病因和传播的不同理论意味着，在大流行的关键年份里，这种疾病是引发激烈医学争论的话题。第三，流感侵袭的速度和症状的严重程度，加上英国政要的病亡，提供了一种充满戏剧性和象征性征兆的叙事。流感造成了英国这么多个社会阶层患病，其中包括最有名的议会要员，因此被视为直接威胁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和社会肌体。所以才有了丘吉尔“无论地位高低，一旦染上流感，同样丧失活力”的说法。

  新的“轰动效应”

  随着新闻界对这场流行病前所未有的关注，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放大了公众对俄国流感的担忧。

  《柳叶刀》认为，对流感的这种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是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的结果，但同时也承认，门诊部人满为患的事实足以证明疫情是由电报引发的这一说法。它补充说：“恐惧是存在的，但是需要一种比恐惧更加具体的东西让拿计件工资的工人不去工作。”在《柳叶刀》看来，问题是如何在过度恐惧和泰然处之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一些公众对流感有一种“病态的恐惧”，“他们坚信这种疾病一定会传播，因此在没有必要恐慌的情况下，几乎陷入一种惊慌失措的状态。”与此同时，《柳叶刀》也哀叹：

  受过更好教育的人越来越把这场流行病不当一回事……这种想法常常被推向一个极端，认为利用家常的疗法和足够的自我控制能力就可以很容易治愈。但否认恐慌的原因是一回事，鼓励人们鲁莽地对其漠不关心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