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社会主义与“口吃”
  从幼年学校退学后过了将近1个月，大杉荣前往东京，开始独自一人的备考生活。对他而言，这是“既没有学校老师看着也没有父母看着”的“最初的自由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大杉“边享受着自由，边沉迷于只对自己负责的学习之中”。

  如果“口吃”，是在与“喊口令”这一军队实践的关系中所形成的，那么从军队解放，也意味着从“口吃”中解放而出。事实上，在《自传》中大杉对这一时期所做的相关记述里，没有任何“口吃”的踪影。这一时期，大杉通过足尾矿毒事件、《万朝报》上所刊登的幸德秋水的评论等，逐渐关注起社会问题。而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与关系亲密的朋友讨论社会问题时没有感到任何不方便。这一时期的大杉，拒绝“军队”话语，为追寻此后人生的目标而沉迷于学习，早已不再“口吃”。

  ▲（足尾矿毒事件，又称“足尾铜矿矿毒事件”，发生于19世纪后半期明治时代初期的枥木县和群马县的渡良濑川周边地区，是日本最早的公害事件。由于足尾铜矿的开发，排出的烟气、矿毒气体、矿毒水等有害物质对周边环境造成了显著的影响。1890年代起，以栃木的政治家田中正造为中心，向国家提起诉讼，但是政府并没有被判为加害者。）

  ▲（幸德秋水（1871~1911）日本明治时代的记者、思想家、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本名幸德传次郎，秋水这个名字来源于《庄子·秋水篇》，是其师父中江兆民起的。他是“幸德大逆事件”中被处刑12人中的一人。）

  大杉再次意识到自身的“口吃”，是在真正接触到社会主义运动以后。太田雅夫等人的研究显示，大杉第一次拜访平民社是在1904年3月。这时大杉已经实现了进入外语学校学习的当前目标，然而母亲的去世、家庭环境随之发生的重大变故，使得大杉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大杉在这种精神彷徨中四处走动，平民社也是其中一处。大杉在第一次参加平民社茶话会时，在席上对堺利彦以及其他参与者公开表达了自己想“为社会主义奉献一生”的决心。而讽刺的是，在将社会主义作为新的人生目标后，大杉又与从幼年学校退学后理应早已烟消云散的“口吃”再次相逢。

  那么，为何大杉在这一时期又意识到了自身的“口吃”？这是由于“演说”这一实践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演说表达”也即“‘舌头’运动”并不亚于“文章表达”，也即通过媒体来获取读者、行使影响力的“‘笔头’运动”，是运动中重要的推动力。安部矶雄、片山潜、西川光二郎、木下尚江、幸德秋水、堺利彦等等，当时社会主义的领袖们，虽然类型各异，却都是有名的“演说家”。“演说”，被视作展示人物个性的指标，而领袖们的“演说姿势”，也经常登上各类报纸的版面。

  大杉在早期社会主义的“演说”文化中，又一次品尝到了曾经在幼年学校所感受到的那种紧张与疏远。既有研究将这一时期大杉与这些运动所保持的距离，归结于他自身的社会主义思想仍不成熟、还处于有可能进入陆军大学就职的阶段等等。但是我从这里读出的是大杉对当时以“演说”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有一种违和感。大杉此后的盟友荒畑寒村曾如此回忆当时的大杉。

  这段文字所刻画的，正是一个烦恼于发声所造成的自卑，试图通过自身努力加以克服的“口吃者”形象。大杉远离“完全自由的，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做便是”的生活，试图加入一个把“雄辩”作为领袖理应具有的条件，成员则以“雄辩”为目标、热衷于反复开展“舌头运动”的圈子。这让大杉不得不再次痛切地认识到自身的“口吃”问题。

05 从“国民”到“革命家”
  然而，国家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逐渐加强，并剥夺了社会主义者们说“国民”语言的机会。

  从这一时期的一些小片段中可以窥知，通过对“革命性”行为的实践，大杉在运动内部的发言权逐渐加强。比如，在1908年1月的“屋上演说事件”中，大杉与堺利彦、山川均一起从平民书房的二楼，向500名听众“演说”。同年6月的“赤旗事件”，则与荒畑寒村一起挥舞着红旗，高唱革命歌曲。而在“赤旗事件”的审判法庭上，判决一宣读完毕，大杉就从被告席上高呼：“无政府党万岁！”《熊本评论》这样描述此时的大杉：“大杉荣君一直呵呵大笑。在情绪极其兴奋的时候，吾等就会听到他这样的哄笑。”这一时期的逸事中，并没有出现大杉的“口吃者”形象。大杉在这一时期，通过获得“革命家”这一发声位置，似乎自行“克服”了自身的“口吃”。

  ▲（赤旗事件是发生于1908年6月22日镇压社会主义者的事件。别名“锦辉馆事件”、“锦辉馆赤旗事件”。1908年，日本在农民斗争蜂起、政府大力镇压社会主义运动的气氛下，爆发“赤旗事件”。荒畑寒村、大杉荣等在东京街头高擎“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大旗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演变成大规模械斗。日本警察野蛮制造的“赤旗事件”激怒了社会主义者，这成了“大逆事件”发生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