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他写的时候说有一个人物可能有你的形象。第一部里其实没有对这个人物特别展开，现在也没看清楚这个人物的走向。据说第二部波澜壮阔，不知道是怎样的展开。能够成为马伯庸笔下一个人物，进入他的小说，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刚才马伯庸说他的创作，说得是风轻云淡。2019年写这本小说，查找了很多资料。我读完之后有一些段落让我很感动，除了人物和故事之外，还有很多细节。小说不能脱离细节。这里面有两个部分的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并且，对于80后的马伯庸，他也不是上海人，这些知识要融会贯通在他的小说当中是非常难的。

  第一个，这是本当时的行业剧，里面涉及很多医学的知识。平时我作为观众看医学的电视剧，特别难受，会觉得哪哪都不大对。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跟过去老师要求的不一样。这就容易产生阅读的错乱。但这本小说的描述当中，很多有关医学专门知识的描写是非常细致的。包括一根血管怎么接，剖面怎么样，线是怎么缝的，马伯庸都有细致的描写。他的描写不是摘抄，而是把描写跟剧情跟人物有机结合在一起。

  另外，描述当时上海的细节，比如说每个建筑，每一条街巷，街巷有什么人，什么事等等。所有这些马伯庸肯定在前期做了非常细致的调研。他在后记当中写过一段，有一度他想放弃写作，他觉得有点崩溃。那么，你写到什么的时候觉得最崩溃？

  马伯庸：写医学小说，必然得在医学上经得起考验。我本身不是学医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找了一些医生顾问，但是帮不上忙。比如一个人被炸了，我说怎么办？他说先打抗生素。那时候没有抗生素，怎么办？我要描写的不是“现代”的医学手段，是当时可以执行的医学手段，这个要查当时的医学报道。比如说盘尼西林。下册才提到帮游击队抢盘尼西林，实际上这个东西在抗战后才变成流行的药物，那时候根本没有量产，那时候用的是磺胺。这种细节要抓住。

  1912年之前，做手术（麻醉）跟心跳体重没有关系。那时候就是随便打。有时候做着做着病人醒了。把这些错误的细节描述出来是很难的事情。我还下载了很多英文、法文、日文的资料，这个工作量很大，写到一半的时候想了想何必呢，干嘛写这个，写个别的估计已经写完了。

  还是有一种责任感。越是这样，越是要让读者知道，当时作为医生的不易与伟大。作为历史小说，有一个先天的缺陷，现代读者跟历史是有距离的，怎么样让他们进入当时的历史情景，怎么样让他们相信我写的故事，就要把细节做到位。

  曹可凡：写作当中，查找资料过程当中，有一位医生给他提供的资料非常重要。中山医院的杨医生，有一个爱好，搜集当时所有有关医学方面的资料，哪怕是一个就诊券，一张病历卡，一张病人的注射单，他那好像都有。你到杨医生那边看到很直观的东西，是不是对你有很多启发？

  马伯庸：杨医生那边有非常丰富的医学史。他本身是医生，对这方面有天然的知觉。我在他那待了很长时间，看了很多，每一个文献后面都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里面有很多素材也是他提供的。他拒绝了在书里客串的要求，担心我把他写成反派。

  曹可凡：小说家写笔下他喜欢的人物，往往有时候会在这个人物当中寄托自己的情感。我记得陈忠实先生跟我讲，写田小娥死的场景，他一边哭一边写完。甚至很长时间以后，他说的时候还是泪流。你能不能透露一下这方面的故事？

  马伯庸：有一个人物，曹主任。他是院办主任，打理医院日常事务，他很刻薄。他有一个特点，历代的政治变动当中永远站错队。辛亥革命之前，曹主任跟几个主角说，不要瞎出去，现在是宣统皇帝在位，他多年轻，日子还长呢。转天辛亥革命爆发了。他又说了，袁世凯肯定当权。结果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他每次都压错宝。最后抗战，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当时日本人对上海的掠夺欺压非常重，尤其是医疗界。有一次抓医院的医生，也有主角。曹主任忍无可忍，本来他近乎汉奸，这时候忍不住了。跟日本人说，一辈子我老是站错队，我觉得日本人一定能赢，但是我没办法站在你们那边，我要站在与我判断相反的那一边，最后为了掩护医生和护士壮烈牺牲了。

  曹可凡：下部的故事第一次听到，但还是非常感动。刚才马伯庸大致介绍了创作的缘起，还有创作过程中的艰辛。接下来请另外两位老师，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说一说读了小说的想法。

  严锋：今天很激动，有我喜欢的作家，我喜欢的主持人，我喜欢的主编。首先向马亲王祝贺，他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任务，干得很漂亮，这个工作其实很困难。他又展现了他了不起的一面，能够适应各种题材，尝试各种写法，这都是一个优秀作家的素质。

  我个人很感谢让能我先睹为快，电子版。我是急性子，他（马伯庸）一般喜欢网上先吊胃口。我那时候忍不住问他要电子版，他竟然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