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财政
  载泽在度支部还设立了一个临时直属机构“清理财政处”，专门进行财政清理工作，并要求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由度支部派员监理。他的说法是，“清理财政，为预备立宪第一要政，各省监理官又为清理财政第一关键”。

  可见，载泽把清理财政作为预备立宪、推动国家转型的自觉手段予以运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代国家的财政是一种理性的财政，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清晰界定政府职能，以此建构政府组织结构、安排必要的政务活动，这样才可以确定各项支出数；

  第二，对社会经济状况作一个全盘的调查统计，这样才可以弄清可税资源的分布与征收途径；第三，在信息充分和可计算的基础上，决定税收的征收方式与使用方向。

  载泽正是这样做的。通过财政清理，他将全国的财政资源完整、统一、公开地呈现出来，以便知情与使用，向国家理性化迈出重要一步。他要求各省督抚在清理财政局的帮助下，搞清楚各自的财政资源，整顿混乱的财政状况，然后编成《财政说明书》送达度支部。由各省提交的共20卷《财政说明书》，包含了极其详尽的资料，把当时中国各省的财政情况初步呈现出来，为接下来编制全国预算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在当时对整个国家进行理性化调查，不仅限于清理财政。为了预备立宪，清政府要求各省设立调查局，专职调查各省的民情、风俗、商事、民政、行政规章等事情。无论是从当时的意图还是从事后的结果看，做这些事情都是在为构建一个现代国家奠定基础。

试办预算
  说到预算，我们知道，预算制度不仅涉及到政府对财政资源的总体支配和对政府工作的合理安排，而且还意味着民众可以通过代议机构来讨论预算安排、评议政府工作、监督政府官员。所以预算编制与立法机构审议，是现代国家的标准特征。

  1910年，载泽主管的度支部，要求各省在清理财政的基础上，由清理财政局编制省预算，然后经督抚核准上报度支部，再由度支部汇总中央各部院的预算经费，编制全国预算草案，最后提交资政院审核。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初具全国规模的、程序完整的1911年预算草案，并由具有代议机构雏形的资政院审批。在中国财政史上，这件事情具有开天辟地的地位。更令人惊讶的是，资政院对度支部提交的预算草案意见很大，极力削减支出后才予以通过。资政院修正的预算案由于支出削减过多，事实上执行不了，但在形式上却表现出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制约，因此此次预算审批事件是现代国家制度在中国运行的一次伟大尝试。

  度支部在1911年又着手编制1912年的预算，并大力改正上年预算编制中的缺点。由于清室退位，这份预算案无疾而终，但它对民国初年的财政运行有指导作用。特别地，载泽的度支部两次试办预算，培养的人才和积累的经验，为民国财政管理奠定了基础。

遗留的问题
  晚清财政机构改革既然做得不错，那清王朝为什么会亡呢？

  对此问题，一个简单的回答是，对晚清国家来说，包含财政改革在内的预备立宪来得过晚，历史已经不再给满清统治者机会了。此外，帝制的根本弊病在于，君主权力是一种基于天下土地产权而形成的特权，所谓“打江山者坐江山”，这样的特权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公共权力。所以，帝制必须被推翻，国家制度需要在新的平台上按现代要求重建。

  还要说明的是，对晚清国家转型来说，主要的变化发生在国家机器层面上，还没有深入到社会经济的层面。所以，在清末，社会经济层面现代化的程度还不够，不足以支撑国家机器的变化。此时中国人面对的历史任务是，要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改造社会经济基础，让它实现现代化，再来完成国家整体的转型。

  作者简介

  刘守刚，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财政史、西方财政思想史。著有《财政中国三千年》《打开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政治》《中国古代治国理财经典阐释》《西方财政思想史十六讲》《中国财政史十六讲》《家财帝国及其现代转型》《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等，主编“财政政治学译丛”和“财政政治学文丛”两套丛书，并在得到App上开设音频课程“中华帝国财政3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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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刚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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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中国三千年》借用“财政”这条线索对中国史进行重新梳理，从钱粮收支的角度来解释历史演变的规律，从中你可以洞察中华民族艰难成长的历史，把握千百年来中国人在利用财政工具治理国家方面的秘密与智慧，看明白历史发展的方向所指与力量所在。从政治视角来透视中国历史上财政领域的人物、事件与制度的因果关系，相信一定能够让你对财政史与民族史有一种整体的把握，并能够理解许多有趣的历史现象。

  【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内容略有修改，具体请以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