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是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兼备高洁品德、文学才能、经义学问、行政能力与政治勇气的完人。

  提起王安石，不得不谈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与司马光一个激进一个保守，这两个人的理念有针锋相对甚至水火不容的地方,但也有相互契合、补充之处。他们二人对治国理财不同方式的选择，事实上也是中华帝国不同财政思想传统的集中体现，并影响到后世财政思想的继续发展。本篇书摘截取了《财政中国三千年》中关于王安石与司马光理财观的描述，让我们跟随文字回到900多年前，看看王安石与司马光有着什么样的理财观念。

王安石的“以义理财”与动态生财
  在《盐铁论》中，文学贤良认为，《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反复强调的“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才是真理性质的，因此治国应该“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本议》）。对这样的帝国正统财政思想，王安石并不认同,因为他意识到“理财”对于治国来说非常重要。他对宋神宗说:“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臣固尝论天下事如弈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

  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他对于当时国家潜在的危机分析道，“患在不知法度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高度强调“治财”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在帝国财政思想中，王安石的理财观也并非异端邪说，同样具有正统的来源。正如王安石自己一直强调的，“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答曾公立书》）因此他重新批注了《周礼》，欲借助古代典籍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理财思想。

  事实上，对于“义”“利”关系这一传统话题，王安石并不认为二者存在着矛盾，因为可以“以义理财”。就是说，王安石将“理财”与“义”结合起来，消解了二者间可能的对立，对士大夫不言财利的传统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创举。王安石曾向宋神宗进言：“至于为国之体，摧兼并，收其赢余以兴功利，以救艰厄，乃先王政事,不名为好利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0）王安石还提及“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如曲防遏汆,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孳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答曾公立书》）。这些看法，充分体现了他的“以义理财”思想。

  在司马光批判王安石的新法是“生事”，只是“头会箕敛”（意思是按人头征税），违反了“孟子之志”时，王安石反击道：“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害，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答司马谏议书》）《宋会要》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今陛下广常平储蓄、抑兼并、振贫弱，置官为天下理财，非所以佐私欲测安可谓之兴利之臣乎？” （《宋会要·食货志二十》）

  可见，王安石把治国理财提高到“为天下理财”的高度，这一认识是十分深刻的。在一定程度上，王安石“以义理财”的思想也避开了传统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桎梏，对于宋帝国扩大财政收入、应对国家生存危机提供了思想的支持，减轻了新法推行的阻力。

  那么如何实现以义理财进而克服财用危机呢？王安石提出的方案实际上是动态生财而非静态取财，就是说他认为财政收入是可以大幅增长的，其基础是生产的发展，“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与马运判书》）。他指出，“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与马运判书》）。显然,这是一种“动态”取财的思想。

  至少在财政理念上，王安石并不是司马光所批评的“箕敛之臣”。他同样不赞成单纯地从民众身上敛财，因为这种做法就像“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与马运判书》）。王安石提倡的“富国之术”是要“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动态地生财。

司马光对理财的态度
  在王安石宣扬当时国家治理的症结在于缺乏“善理财者”时，《宋史》中记载了司马光著名的回应：“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这一回应反映了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理财法的一种态度，也曾被不少学者解读为司马光属于因循守旧派的证据，因为他不重视为国“理财”。

  不过，以钱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不赞成这种说法。钱穆在《论荆公温公理财见解之异同》一文中就提道：“荆公新法重理财，论史者遂疑温公论政不重理财，其实非也。”从司马光留下的文字资料看，司马光本人也是十分重视“理财”的。在《乞施行制国用疏上殿札子》中，他说:“何以临人，曰位；何以聚民，曰财。有位无财，斯民不来。所以《洪范·八政》，食货惟先，天子四民，农商居半。”只不过，司马光不赞成王安石的理财方法。在《论财利疏》一文中，司马光集中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财政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