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隋王朝国家制度建设有成就、财政能力又突出，为什么会二世而亡？过去的说法是，隋朝的灭亡是因为隋炀帝个人品质有问题，比如说生活荒淫、好大喜功等等。今天我们知道，对隋炀帝个人品质的指责大多是不实之词。从财政上看，隋朝二世而亡，主要是财政征收方式不当，更准确地说是过度依赖于徭役，对民力役使过多过频繁。或者说，城邦时代直接役使人力的财政形式在帝国时代成为大问题。

  隋炀帝即位初期，在财政方面还曾经试图减轻民众负担。比如说，他将隋文帝时期男子服徭役的年龄从21岁推迟到22岁，同时还在制度上免去了妇女的租调负担，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只不过由于他过于雄心勃勃，渴望短期成就前无古人的大业，于是很快改变了他刚即位时减轻民众财政负担的做法。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把隋炀帝的大业总结为两项，一是“事四夷”二是“务巡游”。这两项都大大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过度役使了民力。

  所谓事四夷，就是他招揽西域胡人来朝拜，让胡人途径的郡县花费巨资来招待。他还引诱西突厥献地，为供应戍守此地的军民，从内地转输物资巨万，民夫大量死于道路上。更不用说他还三征高丽，为此征发的兵役人数达百万，力役更是无数，常年在道路上向北方粮仓运输粮食的民夫就有几十万人，士兵与民夫也是死者相枕。

  所谓“务巡游”是说他为了巡游天下，发起了过多过频繁的重大工程建设活动。比如，隋炀帝在即位初期（大业元年），就营建东都洛阳城，每月役丁二百万人，近四成劳力死亡。大业三年发丁男百余万、大业四年发丁男二十万修筑长城，死者超过一半。在大业元年开始就持续开挖大运河，到大业四年仅一年为通济渠和永济渠的施工，就各自动用劳力百余万，人员死伤无数。

  总之，在隋炀帝统治的13年，几乎年年滥发徭役，不仅人数规模空前，而且超时延期，甚至从不限定工期、役期。更糟糕的是，徭役的强度高、生活条件差、执法严，死亡率高。常年徭役，让民众不得休息，不能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民生极度贫困。于是，天下死于役而伤于财。因此，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不是钱粮短缺，直到隋朝灭亡，官府仓库中还有大量钱粮。在今天看来，隋亡的主因是徭役过重、滥用民力，“中国古代历史上，因滥用民力，直接导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与朝代更迭，也只见有隋一朝”。

  从帝国财政史来看，隋代二世而亡带来的教训，除了要求最高领导人不能好大喜功、不能求治过急过快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徭役不是好的财政征收方式。前面说过，古代财政的税柄就三个，要么税人，要么税地，要么税商。在税人中，最原始的形式就是用徭役直接去役使民力，让民众无偿地充当士兵、从事农业或手工业劳动、修建工程或充当运输的人力等。徭役是直接加在民众身上的负担，它一方面会影响民众自己从事生产的时间与能力，另一方面徭役负担直接为肉体感受到，其痛苦最为直接与深刻，还可能造成人的死亡。因此用徭役作为财政收人的形式，不仅影响到财富的创造，还会引起劳动者的直接反抗，并非好方式。

  因此，隋亡的教训告诉我们，财政征收一定要注意方式与技术，要注意时间的节奏，尽量避免直接役使人力或者说税人。

  【本文摘自《财政中国三千年》，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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