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2年2月至1923年4月（第4卷第3期到第6卷第4期），刊物由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和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组成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办，并改由商务印书馆发行，陶行知先生仍任主干。在此期间，《新教育》继续出版专号，分别于第4卷第2期出版“学制研究号”，于第4卷第4期出版“孟禄号”。“学制研究号”集中刊载了《论中国新学制草案》、《新学制草案与各国学制之比较》、《论学制系统》等。“孟禄号”分为“插图”、“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孟禄的演讲”、“孟禄与中国各地人士的谈话”等专题。《新教育》重点宣传了孟禄对中国教育的改革建议：一是施共和之教育。革新旧教育的原动力，就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而且德谟克拉西要求普通人民都得到相当的教育，这是中国当今之急务。二是对学制改革的建议。主张中国应适应世界趋势采用“ 六三三”学制，并指出新学制草案的优缺点和改进意见。三是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改革建议。

  （三）徐则陵、夏承枫时期

  1923年3月，因陶行知先生就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遂从第6卷第5期改由徐则陵先生任主干。后徐先生因事务繁忙，又添聘夏承枫先生为常任编辑，直到1925年1月（第9卷第5期）。

  这个时期，介绍国内外教育的内容更为广阔和多层次。从《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到《约翰大学图书馆》，从《中国科学教育之概况》到《国家主义与教育》；从《法兰西之公民教育》到《瑞士高等教育新调查》；从《现今幼稚教育之弊病》到《初中国文之教学》，涵盖的内容广泛，层次多样，既有调查研究，又有实际教学方法探讨；涉猎范围之广，上至大学教育现状，下至初级教育方法探究，全面而翔实。此外，这一时期的《新教育》还推出了“小学教育专号”（第8卷第5期）和“乡村教育专号”（第9卷第4期）。

  1925年2月至1925年8月（第10卷第1期到第11卷第1期），《新教育》仍由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办、商务印书馆发行，继续由徐则陵、夏承枫两人担任主编。编辑部仍设在东南大学教育科，但在具体编辑方面又经改组，即与中国中等教育协进社、初等教育季刊社、体育季刊社分期编辑。

  这个时期是《新教育》发行史上推出专号最为集中的时期，分别有“初等教育”（第10卷第1期）、“中等教育”（第10卷第2期）、“国文教育特号”（第10卷第3期）、“体育专号”（第10卷第4期）、“初等教育”（第10卷第5期）、“中等教育”（第11卷第1期）等。

  （四） 王西徵时期

  自1925年9月至1925年10月（第11卷第2期到第3期），刊物仍由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办、商务印书馆发行，合编机构也照旧。编辑部由东南大学移归北京改进社，编辑部有赵乃传、陶行知、高仁山、查良剑、孟宪承等人，王西徵担任编辑干事。专号有“第四届年会报告号”（第11卷第2期）、“初等教育”（第11卷第3期）。特别是“初等教育”专号，刊载内容新颖独特，有《设计教学法问答》、《怎样指导小学儿童生活中的生活》、《小学生课外服务在教育上的价值》、《低年级教学上的几个问题》等，所涉及和探讨的问题，至今仍然是教育教学领域持续研究和跟进的切实问题。

三
  1925年10月，历时6年有余的《新教育》终刊。在其刊行过程中，虽然因主编、主办机关的变更而历经波折, 但刊物始终坚持着创刊时“教育救国”的理念，力图通过教育改革来改良中国社会，积极宣传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不断介绍欧美流行的各种教育理论、学说、思潮，其在传播近代西方教育上产生了持久性影响，赢得了学界的尊重，对于加速中国近代教育与世界教育的接轨，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本文作者张珊珊，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



《新教育》（全20册）
（民国期刊集成）
开本：16开
出版日期：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