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让我们克服（而不是舍弃）了当下现实，克服了其封闭性和束缚性，给了我们一种想象别样生活的可能性，去构造另一种更敞开、无限、流动的生活的方式。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世界文学”能够解放写作，正是因为它的异质性。它是在民族之间产生的，是在翻译之中形成的，它永远不可能超越翻译，也不会凝固于一个中心——趋向中心的翻译也应是对中心的进攻、渗入、占有和栖居，是对中心的瓦解，对固有语法的扰乱和增殖。

  翻译意味着相互的改变和塑造。不存在一个中心可以凌驾、侵吞其余的语言、民族、国家和文明。世界文学是包容异质性的文学，而不是排斥异质性的文学。我们需要世界文学。可能的生活不是想要排挤当下的生活，而是更好地认知、提炼、改造当下的现实生活，拆解其幽暗不明的那些束缚性的法则。我们需要可能的生活。写作就是去中心的，朝向他异的，朝向陌生的，朝向可能生活的语言行动。

  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写作者需要回答的。如果文学可以是一切，那就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

  从广义而言，文学可以是一切表达，进一步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文学对创造性的表达有着天然的执著。什么叫创造性表达？倘若文学只能用固有的语法和词汇去书写一种特定的、一成不变的、无从改变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文学总是对某种生活、某种特定的书写进行纠正甚至超越。

  文学作为表达，可以是政治的、哲学的、审美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超越创造性的表达本身。文学是对语言建制的不断更新和超克。语言所传达的精神一经流散，就无从彻底根除。

  不过，汉语具有强大的变形能力，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明可以在现代彻底地重新开始，但需要对汉语的表达形式及其精神内容的建制不断地改造。

  汉语自古以来就是一门极为开放的语言，不断在吸收中变形，却没有被任何一种外来语代替。变形和翻译要在星丛关系中完成，而不是在趋向中心的运动中懒惰地完成，不能将自己整个地交出去。

  我们应该有勇气去变形，而不是回避。在实践中，可以吸纳他者的力量，但不是复制他者。如果我们一直让文学只表达一种生活，一直用一种方式表达同一种生活，那么文学的创造性就消失了，生活的顽固的暴力也就变得不可一世。

  我们也不能直接搬运一种外在的生活。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必须书写何种生活。外国文学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表达，表达同一种生活的不同方式，或者重新审视同一种生活的不同方式，同时会形成认知的开放性和流动性，这样的外国文学属于世界文学。

  但是，如果外国文学成为写作的模板，固定的形式，那么，它就已经背叛了世界文学。我从来没有拒绝过关注生活，或者说，从未停止过热爱生活。不管热爱何种生活，但是文学作为一种书写手段，必定拥有特殊的形式和方法，我们不能忽略这个形式和方法。

  热爱生活，首先是去感受生活，深入认识生活的面貌。外国文学所提供的方法，必须在我们自己的语言和生活中改造、变形，必须被熔炼成我们看待自己生活的方法、感受我们自己生活的能力。任何具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都是还原了而不是缩减了生活的复杂性，都展现出对生活本身的不可约束的想象力。我们需要面对当下生活的伦理和政治。

  一个作家，除了能够写作，需要完成生活所要求的其他职责：伦理、政治的职责。作家不应该只能够写作。

  在“世界文学”的时代，写作仿佛成了能够跨越边界的事情，不仅是跨越语言、民族、文明的边界，也能跨越阶层的边界，年龄的边界，性别的边界。如此，写作浩大、开阔，在边界上任意穿行。

  不过，说到底，写作依然是一件自由的、自然的事情，起源于一个人对语言和表达的爱，一份属己的爱、权利和快乐。只是当每个人想要去探索写作的尺度，就要调适和语言的关系，辨认自己的语言能力和语言特征，联结文学传统、当下生活，建立与他人及其共同体的关系，穿越重重边界，从陌异语言及其文明那里吸收潜能。

  在这样的尺度里，写作是公共的事情，不仅可以讨论，甚至可以判断、争辩。但这依然不影响属己的权利和快乐。正是这样的权利和快乐一直激励着我去阅读，并写作，写下我在阅读中的发现，写下日常中错综复杂的语法和规则，写下生活赐予我的生命的律动，以及思想的起伏。

  【本文选自《大海，全是水，仍然把雨承受下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