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老县城阅读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马尔克斯、大江健三郎、鲁迅、茅盾、老舍、俞平伯、卞之琳、何其芳、张爱玲、海子、顾城、西川、莫言、孙甘露、格非。三年高中光阴，我花尽了省吃俭用下来的零钱买了他们的书。另有很多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是在选集里读到的。通过阅读别人的生命，我编织出虚构的生活。那几年书籍太少，只能反复阅读这些作家的书。许多年后，我在纳博科夫《文学讲稿》里读到了所谓的“反复读者”：“奇怪的是，我们不能读一本书，只能重读一本书。一个优秀读者，一个成熟的读者，一个思路活泼、追求新意的读者只能是一个‘反复读者’。”只有反复进入一个文本，才能被这个文本巨大的磁场所同化，并获得相似的磁性——语调、词汇、认知。在反复的相遇中，一个灵魂不断邀约另一个灵魂，一个生命缓缓织入另一个生命。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里说过两句话，深深地摇撼了扎根在我内心的那棵阅读之树：“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

    阅读，尤其是阅读一部经典作品，仿佛在雨季进入一座异乡的城市，沾染了一身雨水、尘土，呼吸了空气中湿润的味道，与陌生的人们渐渐相识，与他人的生命交织、切入，就获得了另一种生命的节奏。卡夫卡《城堡》中的K就这么进入城堡山下的村落。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说过，“世界存在于人们之间。”其实，世界也存在于和书籍的反复相遇之中。对一些书反反复复、永无止尽的阅读，为我们生命赋形了温度、速度和韵律。与什么样的书相遇，就进入了什么样的生命形式。换言之，阅读，始于一次偏移——偏移已有的经验，重塑已有的生活秩序。安娜·卡列宁娜遇见弗隆斯基之后，在回彼得堡的火车上，阅读着一本英国小说，窗外是暴风雪，她的生活则与文本中的世界开始交织在一起，但终，她醒来了。

    在或轻微或暴烈的偏移中，阅读者一次次抬起头来，其生命潜能被一次次激发出来，去完成一次次的创造。能够抵御这个消费时代的损耗的，大概就是生命力量的行动，而且是复数的行动，在与他人的联结中行动：“阅读不是一项孤立活动，只与生活形成竞争与抵抗，阅读是我们的一种行动，通过阅读，我们日复一日，每天都在给予存在一个形式、一种滋味、一抹风格。”（玛丽埃尔·马瑟《阅读：存在的风格》）

    我在大江健三郎的诺奖演说辞里读到了《尼尔斯骑鹅历险记》的一些情节。那时我已经十八岁。演说辞附录在《性的人·我们的时代》后面。大江健三郎说，《尼尔斯骑鹅历险记》有三个层次的官能性的愉悦：一是大自然中的真实世界得到了解放，二是尼尔斯使自己淘气的性格得以改造，成为纯洁的、充满自信而又谦虚的人，的愉悦是尼尔斯呼喊着回到了家乡：“‘Maman，Papa！Je suis grand 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cria-t-il。他这样喊道：——妈妈、爸爸，我长大了，我又回到了人间！”正如大江健三郎，我也被后半个句子感动。我渴望回到人间，栖居在世人中间，进入与他人的联结，在生活中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江南并没有给我这样一个位置，我对江南日常生活的厌倦和抵触大概来自其精神内容的匮欠——说到底，是我自己精神世界的贫乏。我只能在阅读和写作中安放自己游走的心灵。我想要离开。我在散文集《在孟溪那边》里嵌入了众多逃逸的星辰。我期待陌生世界的来临，尽管我一直在思虑，那不可见的、到来中的港口、站台、码头、机场到底在何处等候着我？只是，热情飙升了马力，仿佛一场风暴，将我席卷而上，抛入了漫无终点的旅途。阅读和写作终将是一场不能抵达尽头的跋涉。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我终于欢欣地堕入了深渊。在这里的景致却错落有致，充满了丰盈的变化，有着意料之外的可能：或云阴往来，或晴暖无风，或密云不雨，或慢雨霏微，或暴雨如注，或狂风卷席，或霁岚无言。我游走了许多城市和国度，尤其是透过文本的窗口望见了诸多事物和心灵，见识了不可见的法则和边界，遭遇了可能与不能、轻与重、敞开与封闭，终于能够理解那个养育我的村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