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城市政府或者城市国家（比如新加坡）选择在科技企业的帮助下，建立一套完整的中央控制体系，从实时监控、数据汇集，到自动化决策，都仰赖于一个7天24小时运转的“城市中控室”。这种模式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一场危机或者紧急状态所带来的，比如IBM为巴西里约热内卢打造的“里约运行中心”（Rio Operations Center）就源自一场死伤惨重的风暴。虽然这些项目大部分都推进顺利，但也偶有例外，谷歌在加州奥克兰就碰了钉子，它游说当地政府建立一个集中化的设施以协调警察和其他监视行动，名为“地域识别中心”（Domain Awareness Center），但遭到了大规模抗议，导致计划流产。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截至2018年，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已将政务大数据交由新技术公司运营和开发。从2014年广州市第一个开通微信“城市服务”起，全国目前已经有362个地级市上线微信的“城市服务”功能。当你的一切日常生活离不开移动端微信时，“腾讯版”的智慧城市就建成了，智慧与否见仁见智，但肯定已经是“微信城市”“腾讯城市”了。

  阿里巴巴当然也奋力联合地方政府依托支付宝、手机淘宝和阿里云来打造“未来城市”。更小一些的互联网公司，虽然无法提供直接的公共治理工具，但如滴滴打车那样掌握中国人出行习惯和位置数据的企业，已经成为上海城市交通法规的联合拟定组织了。

  2020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极大地便利了科技公司趁机扩大自己势力范围，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应用场景层出不穷。全社会都在“无接触经济”和“无接触办事”的旗号之下，不分行业、不分公私地加速“云化”，让原本还在犹犹豫豫的后进的经济和行政部门被编织进平台生态系统中。

  这一进程的背景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的平台化——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它们的运行全面嵌入并被锁定在垄断性平台上，使得任何城市想要实现“智慧化”，必然先要取得这些企业的合作并主要依赖于后者。其中存在的重大隐患是，政府让渡出去的可能是一项公共服务，但在企业看来，可能就是一块肥美的新“市场”，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进程开启。但以商业为本的平台企业并不是公共服务的天然承载者，当公共利益与企业利益、境内外股东利益冲突之时，无法保证其不会选择后者而抛弃前者，而公共权力甚至无法及时搞懂发生了什么、后果如何，何况是有效监管技术及其主导的自动化行政。

  02 关键问题：公共数据如何确权？

  仅指出城市“公私合营”和私人治理的现象，并不能必然推导出这种模式藏有何种隐患，人类历史不乏私人提供公共服务并且成功的先例，“私”这个表达所有权状态的字眼并不直接意味着有害，否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无从成立。因此，我们还需要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公私合营下的城市，究竟被私人拿去的是什么？

  斯科特·麦夸尔（Scott McQuire）提示我们数据在新的城市媒介环境中的重要性，获取和控制数据已经成为当代城市生活中政治和社会斗争的主要内容。城市管理者不断与资本权力结盟，将地理空间的历史、文化与意义缩减为提高监测控制效率和增加信息传输速度、效率、精准度、覆盖面的工具。加之，当今城市日常生活非常容易留下数字痕迹，获取、存储、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变成城市治理的主要方式。

  从这个视角回到莫斯可这本书，我们会发现，一边是渴望控制不守规矩的市民的城市政府，另一边则是渴望从数据中获利的公司，两者一拍即合，各取所需。用莫斯可的话来说，这些以我们数据为“美食”的科技公司大举接管城市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收割来源于监测日常生活每个特征中的大量有利可图的数据。谷歌公司在拿下多伦多湖滨的宝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计划在人行道、路灯、围栏、写字楼、公园、商店，甚至居民家里装上各种摄像头和传感器，来监控区域内几乎所有人的活动和物体的性能。

  更多情况下，互联网企业与政府的合作，其实难度并不会很高，还能够从政府处获得不菲的项目启动资金支持。它们只是将政府已经提供的网上办事事项列到自己的服务窗口中，开放一个数据接口，实现最大程度的数据共享。既可以拓展自己的服务内容、种类，以增强用户的使用粘性，也可以获得来自政府导入的庞大流量，降低获客成本，巩固自己移动互联网世界的入口地位，可谓若合符节，珠联璧合。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类公司一定是把数据以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来变现的，要么直接打包卖给第三方，要么装模作样地做一些所谓的匿名化处理，剥离个人可识别特征，然后依然用以售卖精确定向广告或开发其他应用场景。在这种情况下，保护隐私只能是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