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反对城市管理者收集数据以更有效地管理城市，节省成本，提高生活质量，降低犯罪率，等等。但我们仍需发问，谁从这些效率中受益？谁又受到损失？当智慧城市利用街道照明里的智能识别技术从街上驱走无家可归者，让马路更加“一干二净”时；当社会原有的结构性不平等被以算法和代码的方式嵌入到公共政策和企业成本核算中，使得女性等群体遭受来自机器的歧视、令外卖小哥和其他普通劳动者被困在“系统”的天罗地网中之时；我们需要提醒热衷于和科技公司合作的城市们：这些企业，不管是社交平台、电商平台，还是其他提供第三方信息服务的网络平台，利用自己垄断的用户数据开发出各式各样令人欲罢不能而上瘾的推荐算法；也是他们，利用大数据分析制造陷阱丛生的优惠活动，实现价格操纵，暗算消费者而自肥；还是他们，给汽车安上无数个传感器以实时监控司机的健康状况和心理状态，来获取和评估动态风险数据以调整车险保费；更是他们，瓦解了劳动保护和标准雇佣模式，加剧甚至恶化了原本就很棘手的劳资关系矛盾。

  莫斯可在这本书里提出了城市数据所有权问题，确实看到了事情的关键。况且，在智慧城市中的数据所有权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参与者不止是平台与用户，还有城市政府及其已经积淀下来的大量市民信息与公共数据。因此，莫斯可倡导智慧城市的数据共有问题极其紧迫，他认为城市公共数据应该属于被收集者，市民有权保留、删除或将其存放在可靠的公共信托机构中，第三方只有在被收集主体完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并做到在源头上“去识别化”，如果人们选择在任何时候停止共享数据，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后果。

  03 对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

  综上所述，莫斯可这本书可谓非常及时，至少有两大贡献：

  其一，自Zuboff提出“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概念之后，不少学者将其应用于许多研究中，作为信息资本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延伸。然而，莫斯可看到这一概念本身不足以解释智慧城市的现象，后者的完整故事是科技公司在数据利益的巨大诱惑下，逐渐渗透到政治逻辑和公共治理中的过程，这是监控资本主义与公共权力完美结合的西方情境，双方的关系由监管转入合作，甚至让渡和分享部分权力，难分彼此。其二，学者多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从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博弈式共生”来考察关于互联网空间的争议、对抗和竞争，而莫斯可则在城市层面发现了较为中观的数字经济与政治的互动，毕竟，城市才是高新技术的聚集地，它们在这里诞生，在这里获利，现在也可能主导这里的运行，影响每一位市民。

  2011年起，中国就通过“十二五”规划确立了智慧城市战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引入和建设新的信息基础设施系统、信息传感和智能应用系统、云计算和物联网系统。本文希冀决策者、规划者和学术界共同来思考，如何吸取西方经验，及时预警和防范可能出现的隐患和风险，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智慧城市建设之路？

  现实是严峻的，眼下，科技企业打着建设智慧城市的旗号不断自行扩大采集范围和深度，而在另一边，合法大数据交易则在后端为数据产业的价值实现画上了完美的闭环。2015年，境内第一个大数据交易所在贵阳成立，在复杂的数据确权问题尚未解决，数据归属于谁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数据及其衍生服务的商品化和交易合法化已经开始。当然，乐观地来看，数据问题已经被提到了国家议事日程中。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列入本届立法规划，说明国家有关方面已经有明确的意识。虽然尚未提出数据国有化或是公有制的思路，但各地方政府在推进数据开放工作时已经明确将公共数据、商业数据和个人数据这三大类数据区分开，并划定了相应的开放权限、保护责任和利用边界。立法进程也开始全面提速，执法活动明显趋严，司法实践也日益加强。其遵循的基本思路是，通过立法环节将个人信息和敏感隐私同可供商业利用的“数据”剥离开来，以两类不同的法律体系分别提高这两种客体的保护水平，大力打击非法买卖，积极保护合法交易，同时确保国家和政府公共数据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