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要观察时代引领时代
    历史地看，发达国家的制度运行了数百年，客观而言相对完善，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经济人、自由竞争、均质空间以及市场均衡等假设前提来研究经济运行，虽然未研究经济运行背后的人和人关系，特别是没有关注由制度影响和决定的经济关系，但完善的制度基础也基本能让西方主流经济学实现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运行的客观认识。这些理论认识的背后可能隐含着两个前提，即十八世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掀起的启蒙运动后所形成的契约精神，以及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到的西方发达国家是“理性资本主义”，而且理性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得到发展，“完善的法律体系与高效率的照章办事的行政机构是必不可少的”。这也可从康芒斯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中得到佐证，资本主义的存在是因为它的法律基础，以及各种规则、机构和政府背后的法律基础。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拥有了更加完善和健全的制度安排，但即便如此，道格拉斯·诺斯也还是认为产权制度的重新安排和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创新在美国经济增长中仍然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书稿作者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有益成果并没有全盘否定，而是在指出这些研究不足的同时采取吸收借鉴的态度，将它们融入到了自己的研究框架中，如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企业理论和分配理论，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中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合约理论等，这大大地丰富了本书的理论阐释能力。

    当前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制度远不健全远未完善，正如当前还在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也表明我们还“处于制度创新的关键时期”，而“制度创新是有风险的”，借助强调研究人与人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来研究中国，就可既做到观察时代，对既往成就给出合理的理论解释，又能引领时代，可为未来发展指明正确方向。

    而这也正是《讲稿》作者写作的初心和重心，“要从理论上认识我们的制度，让经济制度真正把握住前进的方向，不折腾、不摇摆。”整部书稿共七讲的框架结构也看出作者写作的良苦用心，既要立足现实观察时代，又要前瞻未来引领时代。前部分政治经济学与制度创新、经济制度创新的基本途径和经济制度演进总体趋向等三讲，通过与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过程与未来发展结合起来论述，把理论阐释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创新紧密贴合起来，并从经济制度演进的总体趋向中为中国经济制度的创新方向明确原则方向，在总体上勾勒中国经济奇迹内在的政治逻辑。后部分产权制度与企业制度研究、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分配制度与分配公平和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制度等四讲，则从中国经济制度创新的四个关键领域切入，在产权制度改革、企业制度改革、市场经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开放制度改革等理论探讨的基础上，结合相应领域制度创新过程与效果的细致阐述，突出了我国经济制度创新的亮点、重点和难点，把读者代入到整个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制度创新的风险、不易以及不可或缺的勇气。

    《讲稿》作者是改革开放历程中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相结合的佼佼者，对理论的把握和改革的认识透彻深邃，的确是有资格、也有能力揭示改革开放这一时代课题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纵览全书，《讲稿》在体现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的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宽阔的理论视野，充分吸收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运行与市场经济以及非主流经济学关于产权和制度变迁等有益成果，是在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将激励我辈“后浪”学者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同时理论探索要充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不全盘否定，也不全面移植，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真正“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作者邓智团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