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的上海》入选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发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影响力书单。

    “就像马可·波罗为威尼斯而生，陈丹燕为上海而存在，上海也因她而更动人。”——华东师范大学学者  毛尖


《陈丹燕的上海》
陈丹燕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年8月

我家的箱子
文/陈丹燕
    最大的，是一只黑色大象皮的行李箱。它的年龄大过我，是我妈妈刚生下我小哥哥以后，父母到南洋工作时买的。

    然后，他们把它带回国。当我家从北京搬到上海时，他们又把它带到了上海。

    那时，我已认得我家的这个“陈”字。小女孩都是顾家的，在等车接我们回上海新家的时候，我忙着数我家的箱笼。我爸爸在箱子上贴了白纸，从“陈一”到“陈七”，都是我家的箱子。其中那个大黑箱子最大。

    父母一直搬家，可我们家在上海住了下来。所以七只箱子上贴着的白纸，也就保留下来了。

    大黑箱子很深，所以母亲把我们全家的冬衣都放在里面。哥哥们的蓝卡其布棉猴，父母的毛领子列宁装，我的绛红底子小花棉袄。小花棉袄的织锦缎的面子经不起磨，袖口的缎子面总是很快就磨破了，露出里面的布纹，好像胶卷上的显影。大黑箱子底还放着父母在军中发的粗羊毛军毯，灰绿色的底子上有一些绿色和咖啡色的方块，又粗又结实。

    1974年暑假，我第一次回北京我的出生地，在那里过夏天。我小时候的朋友领我去看我家从前住的四合院，我见到了小时候记忆里的朱红色的大木头门，但是我不再感到这里是我的家。从院子里散发出来的北方家居暖融融的生熟葱蒜气味，和我也不再相融，我像一只蚌壳般紧紧关着，带着江南人对大蒜气味的抵抗。

    对出身地的亲切感就这样突然失去了。

    在黑箱子上面，摞着一只牛皮箱子。

    牛皮箱子是我家最结实的箱子，又厚又重。原先是放妈妈的旗袍和细软。在她旗袍很多的时候，她曾经也把它们放在大黑箱子里，但随着我长大，夏天一年年到来，她的旗袍渐渐被改制成我夏天穿的方领衫和绸短裤。她的旗袍一年年少下去了，就从大黑箱子里换到了牛皮箱子里。剩下来的都是年年取出来查看，却都不舍得改造的漂亮衣服。

    箱子里还有一件红色的游泳衣，妈妈年轻时为了到青岛过夏天买的。那时候，妈妈一定没有想到后来会生一个女儿，她的女儿长大以后也接着穿那件游泳衣。

    我也去了青岛过夏天。夜里游泳，仰面浮在水上，看天上的星星。而那时，妈妈已不愿意下海游泳了。

    小时候晒霉，妈妈拿了她充满了樟脑丸味道的细软，到事先铺了白单子的竹竿上晒，包括那件纯羊毛的红色游泳衣。我望着它，也没有想到过以后我会去青岛，像妈妈年轻时一样，穿着它，站在一块礁石上照相。照片上的我，比妈妈高，比妈妈傻气。

    妈妈留给我一个配旗袍用的缎子小坤包，里面有一面镜子。我把那个小包也放进箱子里存着。

    牛皮箱子上，是只更小一号的牛皮箱子，那是我爷爷的箱子。那箱子还是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前买的，那时他在广西做泰和行的掮客。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以后，他变得非常穷困，连妻子病死都办不起像样的葬礼。他却没有丢失这只皮箱。爸爸有时说，就是那时候，他突然体会到了穷人的可怜和耻辱。爸爸是因为这样的处境，才激发出护卫穷人的感情的吧。是这样的感情引他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中国革命里去的吧。直到他进入弥留时，我问他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他说他为自己一生的清白感到安慰。

    爷爷从前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等他从广西到上海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时，他的胡子已经很白了。他把皮箱放在他的房间里。小时候我识字早，看了一本儿童小说，叫《奇怪的舅舅》，那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小孩家里来了一个舅舅住，但后来小孩发现，那个举止奇怪的舅舅原来是个国民党特务。爷爷在我的眼里也是奇怪的，他说不来革命的话，他的箱子从来不准我翻。记得小时候，我特地找爸爸谈了这只箱子，爸爸郑重地向我保证，爷爷的皮箱里面一定没有手枪和炸弹这样的东西，爷爷也一定不是国民党特务。但爷爷的皮箱仍旧是神秘的东西。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还小，由姑妈保管爷爷的东西，直到姑妈也老了，去住老人院，把她的东西交给我来保管，我才有机会看到箱子。箱子里面装着爷爷的照片，爷爷的孩子们的照片，还有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从照片上看，我小时候并不像那么会怀疑别人来路的小孩。箱子里真的没有一张繁体字的纸，不知道为什么。但在我的印象里，却真的有一张。

    一米高的立箱，是爸爸年轻时用的。那是一只墨绿色的木头箱子，四角八边都用褐色的铁皮和铁钉包着。它比任何皮箱都要结实，也很漂亮精致。打开时，像打开一本书。

    里面用淡茶色的缎子做衬里，一边是三个抽屉，另一边可以挂两套带马甲的三件套西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