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构架建成以后，在1987年12月10日和11日，召开了“《大系》编辑工作会议”，介绍了我们的编纂设想，宣布了《大系》总编辑委员会和各专集主编的名单，研讨了如何编好这部大书的有关问题。市新闻出版局局长袁是德和副局长赵斌，在会议开幕时的发言中，热情支持这一巨大的出版工程，认为这是上海建造的“文化长城”(指文学《大系》系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我们的后代是功德无量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的主编赵家璧，介绍了他当时的编辑情况。编委王元化、施蛰存、徐中玉、贾植芳、柯灵、章培恒等相继发言，谈了有关编辑工作中必须注意和应当解决的问题。在两天的讨论中，各分集的主编和编辑成员，理解了编辑《大系》的要求，在一些具体的编辑工作上初步取得了共识。

    紧接着考虑的，是如何集思广益，提高各分集的编选质量问题。

    各集主编和编辑成员，散处各地，不可能经常集合、召开会议。为了集思广益，充分发挥编委、各集主编、编辑成员乃至国内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统一思想认识，提高编纂质量，我从1987年12月起，编辑了一份打印的十六开本、每期数千字到近两万字、装订成册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简报一种，每月不定期地出版二至三期，发表各位编委、各集主编、编辑成员、有关专家学者以及《大系》编辑室的书简、短文、编辑设想、选目、导言、情况介绍、访问记、通知等。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在编选指导思想和选材问题上，发表了各家的争鸣书简。

    我终于在市新闻出版局领导的热情支持下，信心百倍地开始了我为中国近代文学塑像的工程。

03 集思广益组织争鸣
    通过连续印发的简报《〈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我们有意识地组织了各位编委、各集主编、编辑成员，以及有关专家学者，重点讨论过四个方面。

    首先，是审议《大系》的构架是否合适。

    我们要求从总体上，审议二千万字三十分卷应该如何分配给各个专集的问题。经过讨论，认为有必要从十个专集，增加到十二个专集，即增加《民间文学集》和《少数民族文学集》各一卷。在卷数分配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即《文学理论集》、《诗词集》、《戏剧集》和《俗文学集》，都从三卷减为二卷，而原定五卷的《小说集》，增加到六卷以至七卷。为此，我们增聘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任《民间文学集》主编，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马学良任《少数民族文学集》主编。

    其次，是探讨各集主编的编选指导思想。

    我们要求各集主编按照各自对选材特点的认识，首先在简报上公布自己的《编选设想》，然后在编选材料搜集得差不多时，再公布《选目初稿》，让大家审议。在审议过程中，由编委伍蠡甫的书简，引出了编选指导思想上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于是我们组织大家争鸣，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讨论：（1）“文学作品选”和“文选”的界限在哪里?《大系》应该按怎样的标准选材?（2）中国近代文学究竟有哪些特色?怎样从选材上反映这些特色?（3）如何理解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桥梁?应该怎样通过选材，体现这种承启作用?

    经过讨论，认为“文选”和“文学作品选”有区别，但是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于《散文集》，与其他各集关系不大。而编选散文，当然要选文学散文，但又不能离开救亡图强的时代背景，不能认为所有政治论文都不该选，那些确有文学价值的政治论文，也应归属于文学散文的范畴，可以入选。从这一问题上，后来又引出了何满子和周振甫对“近代散文作品与文章的分野”这一问题的好几个回合的争鸣。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特色，大家认为，从时代背景理解，主要是救亡图强、反帝反封建和倡导旧民主主义革命，要求改革开放，经世致用。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独立，是近代文学的灵魂，没有这一主流及其思想脉络，便失去革新的色彩和时代的精神。因此近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桥梁，体现在思想上，从“载道”、“言志”到反帝反封建；题材上，从脱离现实到面对现实；方法上，从封闭到开放，从因袭成规到接受外国影响；语言上，从文言，开始走向白话。总起来说，完成量变阶段的近代文学，是从思想到形式，为现代文学的质变准备了条件。但是所有这些，是反映在近代文学的众多作品上，而不是少数几篇作品可以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