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近代文学塑像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纂历程
01 必须写进中国文学史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

    虽然从二十年代起，在茅盾、郑振铎等倡导下，已经开始了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但是直到现在，研究近代文学的队伍还不到二百人，与拥有六千余人的现代文学研究队伍相比，简直是相形见绌。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近代文学年代久远，资料散失，查找困难，而且一直没有人作过系统整理，不了解近代时期究竟有多少文学样式，又有多少代表作，一句话：摸不清近代文学的家底。因此，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虽然阐述比较详备，却都只写到清代中叶，再不写近代文学。而大学中文系的《中国文学史》课程，也只教到近代文学的前沿，然后一笔带过，跳到“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文学课程。中国近代文学竟成为写不进《中国文学史》著作、教不上《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怪物”。

    但是中国文学的发展轨程，是从长期持久的古代文学，经过急遽变革的近代文学时期，才跨入了现代新文学的质变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贪得无厌的残酷侵略和掠夺，不甘被奴役的中国人民，包括起义农民、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及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群起抗争，自强自救。为了自救，官僚地主阶级发起洋务运动。甲午以后，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影响，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科学与民主的思想，终于形成维新变法运动。维新变法失败后，接踵而来的是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几千年来统治我国的儒家世界观和道德观，开始逐渐崩溃，影响到文学观念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既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固有的进步传统，也批判地汲取了西方文学的营养，在中西文学的交融中，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学的独特风貌。

    比起古代文学来，中国近代文学是进步的文学。它是开始走向社会、接近人民群众的文学。几千年来的古代文学，总是跨不出士大夫的书桌，而近代文学，如梁启超的散文、康有为和黄遵宪的诗歌，能放眼世界，从书桌上解放出来，通过报章杂志的传媒，成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和鼓舞爱国斗志的工具。那在近代时期走向高峰的俗文学和民间文学作品，不仅倾向口语，还直接反映了丰富多彩的各种方言乡音。小说变革方面，梁启超大声呼唤过：“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翻译文学形成高潮的时期，近代小说从译介小说中汲取营养，不仅在创作思想上，而且在艺术方法上，促使近代小说不仅扩大了体裁品种，还丰富和变革了表现手法，最终正是在近代时期，诞生了我国新文学的第一座丰碑：《狂人日记》，使中国近代文学跻于近代世界文学之列而毫无愧色。

    从变古到创新，既从过滤中继承，又显示出富有活力的开拓，终至引发了深层结构的质变。

    没有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期量变，就不可能产生中国现代文学——“五四”新文学的质变。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而不研究中国近代文学，是不可能取得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的。

    中国近代文学必须写进《中国文学史》。

02 为中国近代文学塑像
    为了给中国近代文学从无到有地塑像，编纂一部二千万字三十分卷的大书《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在我的初步设想得到出版社和市新闻出版局同意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克服编纂困难和组织编纂力量问题。

    1986年冬，我才从青海调回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又是刚刚成立，人力极其有限。一家小社怎么可能编纂一部难度远远超过《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大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时间跨度，仅仅不过十年，而且是当代人编当代作品，资料齐全，作品的影响和代表性一目了然，更无需标点断句、简化字体。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时间跨度，长达八十年，而且近代文学资料繁、散、乱，既浩似烟海，又隐显错杂，不少资料已经濒于佚失，要寻找一百年前的原著初版本，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找到以后，还要衡量取舍、点校、整理，任务繁重，工程巨大。但是我却心中有数，决不知难而退。我考虑到我自身的有利条件：由于我三四十年代已经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和大批老一辈的作家教授有过来往，建立了一定的信誉，只要我亲自去恭请他们，妥善组织，适当引导，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小社肯定能够编好大书。于是我从上海、北京、开封、苏州、广州等地先后聘请了老一辈近代文学研究者以及知名的近代文学教授学者陈子展、王元化等，组成二十五人的《大系》编委会，并且经过讨论和调整，确定十二专集的主编和副主编。同时在出版社内部，除了我和我的青年助手龚建星(后期是郑晓方)在出版社工作外，聘请了三位四十年代已有交往的老编审王知伊、周劭和杨友仁，作为社外顾问，组成“《大系》编辑室”，在每周一至二次的碰头会上，议论并解决编纂工作中随时发生的一些问题。